如是，从19世纪最后20年开始，美国历史学家不仅以全新的视角研究传统的课题，而且还大胆地涉猎许多新的领域。其中影响最大者是特纳的“边疆学说”。1893年，特纳在美国历史协会年会上发表了题为《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的论文，轰动一时，从此便以其“边疆学说”蜚声史坛，其影响是划时代的。此前的美国史家一般都强调政治史、美国与欧洲的联系及盎格鲁一撒克逊种族的优越性，而特纳却强调西部开发的重要性，强调环境和地域因素对美国历史发展的影响，使人大有耳目一新的感觉。其影响颇具规模，很快形成一个“边疆学派”。
    然而，特纳对史学的最大贡献或许不在于他的边疆理论，而在于他提出了20世纪美国新史学的一些主要思想。早在1891年，特纳就在《历史的意义》一文中表示了自己对传统政治史的不满。他写道：“历史一直是具有浪漫气氛和悲剧色彩的，从中我们只看到少数人灿烂夺目的编年史”。他认为，历史不仅仅研究政治、外交、宪法和战争，不只是描述统治精英的行为，而应包括人类活动的全部以及普通人的生活。历史是“过去的文学、过去的政治、过去的经济”。总之，它应当包括“人们活动的每个领域”，是“整个社会的沧桑史”。[8]（P72）他也强调其他学科对历史的价值。他说：“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地理学家、文学艺术和宗教学者--所有有关研究社会的工作者--在装备历史学家方面都做出了贡献”[9]（P104）。他还强调历史和现实的联系，希望“历史能为稳健的改革高举明灯”[9]（P175-176）。从特纳上述言论可以看出，其史学思想与鲁滨逊新史学思想有许多相似之处。由于其思想的公开稍早于鲁滨逊，杨生茂教授认为他是“新史学”开创人之一[9]（P16）。刑佳佳更是称他为美国新史学当之无愧的开创者、首倡者，而鲁滨逊则是新史学的理论阐述者和宣传者。[10]（P316-320）
    当然，鲁滨逊史学思想之形成更与他在欧洲求学数载、深受欧洲史学变革潮流影响有关。1888年，在一片赴德求学的洪流中，鲁滨逊也来到了德国的费赖堡大学，接受传统研究方法的训练，但同时也深受当时欧洲史学界对传统史学批判的影响。其时，欧洲史学正处于新旧交替、变革激烈的时期。一方面，新史学虽已形成，但尚未占据上风；另一方面，传统史学的危机已很明显，已不能适应客观社会发展、科学文化变迁的要求和史学本身发展的需要，但尚未丧失主流地位。为扩大影响，新史学代表对传统政治史学的兰克学派进行了全面攻讦。尤其在德国，卡尔·哥特弗里德·兰普雷希特与兰克学派局限于政治史和精英人物不同，主张历史学的题材应扩大到经济文化、精神、民族等诸多方面。在方法上，兰普雷希特反对推论史学仅仅要求弄清“事实怎样发生？”而主张弄清“事实为何如此？”其史学思想的影响非常大，不仅限于德国，而且波及西欧一些国家乃至美国。紧随其后，法国新史学先驱亨利·贝尔不仅批判传统史学，而且还为未来的新史学进一步勾勒出某些主要特征，即历史综合中的跨学科研究[2]（P23-27）。在某种程度上，鲁滨逊之思想主张“实际上也是对19世纪60年代以来这场欧洲文化史运动的一种继承，但却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出现于美国史坛”[4]（P95）。这种姿态代表了20世纪美国第一代历史学家。
    3.其他学科的影响
    鲁滨逊主张“新史学”研究必须要与其它学科建立一种“同盟”。而实际上，其史学思想的形成也是与其它学科的发展密切相关的。尤其是19世纪后半期两大自然科学成就直接影响了历史观念的革新和历史研究内容的扩大。一是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认为人类是从低级动物变来的；另一是英国地质学家来尔证明人类住在地球上决不止6千年，而至少在60万年以上。尤其是达尔文的进化论，被认为是新史学每个重要方面的基石[3]（P183）。新史学强调研究事件的由来，提倡历史的持续性，主要就是受到进化论的影响。鲁滨逊教授经常指出，是生物学家首先把成长和发展的态度看待一切事物的方法传授给历史学家的。为此，他认为，历史时常需要重新编写。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对于过去的知识，常常有所增加，从前的错误常常有所发现[3]（P51）。这无疑提示我们，进行历史研究必须要有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勇气，而不能把历史看成是一成不变的。
    4.社会思潮的影响
    在历史研究的目的和方法上，鲁滨逊还受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盛行的实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影响。
    实用主义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土生土长、最有影响的哲学流派之一。其创始人是皮尔士，主要代表人物有詹姆士和杜威。实用主义强调“生活”、“行动”和“效果”，把“实用”、“有用”、“效用”或“行动的成功”作为检验认识真理性和评价行为合理性的标准。“有用即真理”，真理是人造的，是一种权宜手段。由于塑造真理者的利益、要求、兴趣各不相同，故真理也必然是多元的。当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问题不是体制问题，而是道德问题，因此要通过教育改变人性的方法去解决，等等。鲁滨逊主张一种“可用的历史（usable past）”，使历史与工业教育密切结合起来，让工人更好地理解现行工业制度，而不是去推翻它。这不能不说是实用主义哲学在史学领域的真实写照。更何况，鲁滨逊与杜威是好朋友。他们和比尔德一起携手于1919年共创“社会研究新学院”，作为“新史学”的传播基地。从中就可以看出新史学同实用主义哲学的关系。
    另外，鲁滨逊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在历史研究中却借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作为历史研究的手段。鲁滨逊明确承认，马克思是第一个“对历史学家所没弄清的事物提供科学解释”的人。马克思主义学说“可以用来解释许多过去的现象，比之以前任何一种解释要强得多”。马克思主义学说以及其他某些经济学家的思想，都使他相信，每件事物都可以用经济学说加以解释[3]（P38）。从中可以看出，鲁滨逊虽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充分肯定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在史学研究中的地位，但也不能忽视，他过分强调了经济在历史中的作用，难免落入“经济决定论”的窠臼。这是有悖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