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关于历史的实用性问题
    传统史学重垂训，其作品难免道德说教的色彩。鲁滨逊也注重史学经世致用，但其主张有本质的不同。传统史学着重政治军事史，其“历史”往往是武人政客的指导，指导他们怎样去统兵打胜仗，或者怎样在内忧外患的风浪中决定国家大计，转危为安。实际是一些权术性著作。而鲁滨逊则不然。他认为，历史学家应该研究“该用什么方法去教育那一大批将要过早地用自己双手来养活自己的青年男女们如何适应现代工业社会”[3]（P92）。很明显，其史学思想是以尊重普通人为前提，尊重普通事物为根本。他说，现代工业生产方式逐渐使普通工人失去了独立自主性，使他们渐渐变成了机器的奴隶。工人们“在声音嘈杂、污秽不洁的地方，永远重复着一种简单的工作”，始终不知其自身工作的意义。如何让工人们“觉悟他们的劳动具有社会的和工业的价值”、“解除工业上现存的流弊”，这个问题鲁滨逊认为不能不求助于历史。历史作为一门学问，不但可以使工人得到一个社会进步和社会的未来的观念，并且可以对他提供某些事物的背景，使他可以在自己的环境里把这种知识利用起来，又可以丰富他的想像力，把他的思想扩大到工厂以外。只有这样，这些工人才会知道他们的地位虽低，但对于进行世界的工作却担负着重要的责任，才会对他们的地位充满无限希望。[3]（PP97-99）。
    总之，鲁滨逊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把“历史变成为现在有用的东西”。这不能不说是20世纪上半叶风传于美国社会“有用即真理”的实用主义哲学的翻版。难怪鲁滨逊这一派把自己的“新史学有时也称作为“实用史学”[4]（P92）。
    二、鲁滨逊史学思想产生的源泉
    鲁滨逊的史学思想渊源，以往国内研究不多，很有必要进一步加以分析。
    1.社会背景
    《新史学》发表前50年，美国社会正处于这样一个时期：南北战争结束了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和种植园奴隶制两种体制对抗的局面，扫除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障碍。美国开始由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自由资本主义转向垄断资本主义，成为高度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国家。无论从广度上还是深度上，美国资本主义都有长足的发展。然而，在其经济高速发展，物质生活丰富多彩的同时，许多意想不到的问题也纷至沓来：社会不公正现象日趋严重，贫富差距拉大；政治积弊成堆，腐化现象严重；世风日下，整个社会不择手段追求金钱，出现“镀金时代”；工人阶级力量增强，纷纷组织起来向资本主义挑战。在这种背景下，一些有识之士运用犀利笔锋，撰文揭露社会阴暗面，有针对性地提出一些切中时弊的见解，史称“黑幕揭发运动”。他们通过舆论效应直接推动西奥多·罗斯福总统进行社会改革，最终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进步主义运动”。
    拥有时代感和责任感的一些历史学家不甘落伍，身体力行，直接参与进步改革的研究顾问工作。特纳就是罗伯特·拉福莱特州长的改革“智囊团”高级顾问，积极协助威斯康星州的进步改革。其“边疆学说”也被派上大用场，被用来分析解决该州的农业问题、市场问题和运费差价等[5]（P163）。而鲁滨逊也不失时机地著文立说，阐述历史与现代工业社会的关系。他认为，历史可以使管理者拥有更多的知识，“了解现代工业制度的历史演变”。这样，他们就会想法子改善自己同工人的关系，扫除“现在工业所存在的许多流弊”，“调和经济效率和工人福利”，以致提高工业产量[3]（P98-99）。很明显，这些思想充分反映了进步主义运动的改革内容和要求，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这一运动在历史研究领域的直接体现。故以鲁滨逊为代表的“新史学派”有时也被冠之为“进步主义史学派”。
    总之，当时“科学技术和经济的巨大变化引起了人类文化的彻底变革，使得人们探溯文化及社会制度的发展不能再局限于宪法史、政党发展史、外交的纠缠或王朝的世系”。社会的变革呼吁史学也必须作出相应调整。
    2.史学根源
    众所周知，美国是一历史非常短的年轻国家，但就在这么短的历史过程中，美国人却作出了许多创造性的历史业绩。而且，早期美国人也自信，他们进行的是独一无二的“实验”，“干出的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所以，他们都意识到有义务和责任把他们创造历史、奔向胜利的故事按时间顺序一一记载下来，以给欧洲以启迪，使后代满意。这就不难理解，美国历史如此短暂，其历史学却何以如此繁荣。19世纪中叶出现了美国历史写作的黄金时代。然而，当时历史学家继承的仍是19世纪欧洲的历史写作传统，选择伟大而广阔的主题，运用色彩描绘的手法，使所记录的每一点东西都浪漫化。“他们从不为历史是科学还是艺术这个问题伤脑筋”。总是撇开分歧不论，而“苦心孤诣地强调其历史经历的共性并证实其历史的统一性”[6]（P416-418）。这些史家被称为民族主义史家或浪漫主义史学派。其中最著名者乃“美国历史之父”乔治·班克罗夫特。即使兰克都曾不无批评地对班克罗夫特说道：“你写的历史是从民主观点写成的最好著作”[7]（P643）。
    然而，进入19世纪下半叶，经过内战，经过工业化时期方方面面的社会问题，美国人终于认识到：“新世界也未能把旧世界的一切艰难与缺陷完全避掉”。即使班克罗夫特，其“摇旗呐喊的喧闹声也稍小了些”。历史学家们逐渐认识到：“他们要科学不要伦理，要真实不要戏剧，要分析，不要记述，……是人适应自然和历史而不是自然和历史适应人。”为此，他们开始重视研究各种各样的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而不再重视对人物的研究[6]（P424）。1886年，83岁高龄的班克罗夫特虽然当选为美国历史协会主席，但那并非因为美国人欣赏其大作，而是因为他毕竟是一位史学界耆宿而受到尊重[5]（P1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