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陈直学，应该是这样一种概念：即以陈直先生的治学思想为主线而形成的一种研究中国古史，特别是秦汉史的科学方向。陈先生的治学思想，具体包含这样三个既彼此区别，又紧密关联的方面：一是“使文献与考古合为一家”，二是“搞人民史”，三是“搞手工业史”[2]。关于上述的三个方面，我曾分别做过如下的阐释：
    --“使文献与考古合为一家”，既是一种研究的方法，同时也体现了一种史学思想。它的要义，陈先生曾多次论述。例如《汉书新证·自序》讲：“使考古为历史服务，既非为考古而考古，亦非单独停滞于文献方面 。”《两汉经济史料论丛·自序》讲：“力求使考古资料与文献资料合为一家，使考古资料为历史研究服务。”《关于两汉的手工业》一文开头讲：“题目建立在历史上，证明取材在古物上，不是单靠在正史里打圈子，也不是为考古而考古，意在将历史与考古二者合为一家，使考古为历史而服务。”在中国学术界，如此旗帜鲜明地倡导这一思想方法的，陈先生是步王国维后的又一重要人物。他终生为此而奋斗。特别是他五十岁之后，这一思想更臻成熟；他也更自觉地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从事历史研究，从而使自己的研究工作显示了特色[2]。
    --如果说陈先生关于考古为历史研究服务的思想，较多地带有方法论的色彩的话，那末，他关于写人民史的主张，则完全是一个哲学式的命题[2]。
    --究竟谁是历史的真正主人？是帝王将相，还是广大人民群众？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反映着历史学家的立场与识见。当然，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不等于否定帝王将相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更不等于不需要研究帝王将相。在这样一个重大原则问题上，陈先生的态度是鲜明而坚定的[2]。
    --陈先生写人民史的思想又同他“搞手工业史”的主张相辅相成。通过探讨手工业的发展情况，展示劳动人民的巨大创造力，表现他们的聪明才智，从而更深刻揭示人民群众是历史主人的真理。这样，写人民史也就有了具体的落脚点，而不致只是一句时髦的空言。这里，自然还要看到，写人民史，搞手工业史，均需遵循“使文献与考古合为一家”的原则[2]。
    显而易见，在陈直先生的治学思想中，“使文献与考古合为一家”是研究方法，“搞人民史”是研究取向，“搞手工业史”是研究落脚点。三者浑然一体，构成完整的研究秦汉史的科学方向--也就是我们所讲的“陈直学”。研究者沿着这一方向，如同陈直先生那样，不为功名利禄所诱，不为灯红酒绿所动，踏踏实实一心研治学问，必然会达到史学的顶峰。
    也许有朋友会问，作为“科学方向”，“搞手工业史”的提法是否有点太狭窄了？难道诺大的秦汉史除了“手工业史”再没有其他内容么？其实，陈先生的这一提法有它特定的时代背景。那是1955年秋天，一位研究中国古代经济史的友人向陈先生说，秦汉的手工业，几乎无话可讲，尤其东汉是空白点。陈先生不以为然，指出：“两汉手工业在文献上记载的是少，出土古物方面却很多，试看两汉哪一件古器物，不是经过手工业的过程？”[7]于是他运用文献与考古相结合的方法，开始从事这方面的研究，结果奇迹出现了。原来被学人认为无话可讲的两汉手工业，在他的笔下，竟洋洋洒洒写出了近10万字的大文章--此即收入《两汉经济史料论丛》中的《关于两汉的手工业》一文。这是研究两汉手工业的权威之作，以后凡研究汉代手工业者，均不得不以它为基础。我想，如果了解了上述的历史背景，那末，对陈先生所提的“搞手工业史”，将会少去许多异议。实际上，这一提法并不排斥对其他方面的研究。
    当然，任何人都不可能是完人，不可避免因时代及其他原因而造成的局限性。毋庸讳言，在陈直先生那些足以传世的著述中，失误之处也是存在的，对此，不少研究者已经指出。应该说，这是很正常的，非常有利于学术的发展与进步。学术领域，以追求真理为惟一目标，这里需要学者在研究中的相互学术诘难与学术批评，而不需要彼此吹捧，阿谀奉承。我想，作为一代宗师的陈直先生，其在天之灵是会欢迎大家对他批评指正的。这类批评不仅不会影响陈直先生所开辟的学术研究方向的正确性，相反，倒是陈直学在新条件下的发展与完善。
    原文参考文献：
    [1] 陈直。摹庐丛著七种[M].济南：齐鲁书社，1981.
    [2] 黄留珠。陈直先生治学精神与思想初探[A].西北大学秦汉史研究室主编。陈直先生纪念文集[C].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2.
    [3] 《晋阳学刊》编辑部。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2.
    [4] 李学勤。陈直先生其人其事[A].西北大学秦汉史研究室主编。陈直先生纪念文集[C].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2.
    [5] 何兆武，陈启能。当代西方史学理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6] 张广智，张广勇。现代西方史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
    [7] 陈直。两汉经济史料论丛[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