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文化史的流行
    当今研究文化史的先驱有英国的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他认为“文化”（culture）是英语中的两三个意义最复杂的词汇之一，不仅有与文明成就的相等意义，并包含更广义的所有象征活动，和文化是抚育与维系的力量。更者，他发现文化一词开始成为一种抽象和绝对的意义，它是一般生活主要变化的反应，其基本因素在对生活整体质量评估的功力上。〔1〕他的定义说“文化为物质的、 思想和精神的整体生活方式”，包括社区日常生活的象征行为在内〔2〕
    有人认为研究文化须探讨整个社会的艺文、信仰、制度和沟通习性。〔3〕霍尔（Stuart Hall）以文化的意义落实在任何历史社会的行事活动、表相、语言、风俗、和与常识相反，却又植根并协助形成公众生活的活动上。〔4〕文化研究的传统中， 文化一词有两重意义：它是一种生活方式，包括意见，态度、语言、实用、制度和权力结构；另一意义为所有文化的行事，如艺术形式、写作、法规、建筑、量产制造品等等。〔5〕
    后结构主义在大学内引起的文化争论，见于历史、文学、法律和教育等科系内。在历史系中，后结构主义带来的争端主要是一时流行的社会史的方法与目标不应该在哲学内容上。有些史学家背弃了社会史，批评它未能实现所承诺的研究，而加入文化史探讨的行列。文化史研究的焦点在认为人心是社会规则的赌藏库，是认同的形成与语言磋商的真实之所，是社会的解释机制和价值系统的内容。文化史学家要深入法律、文学、科学和艺术的成品内，去发掘人们所依靠的规则、线索、暗示、符号、姿势和制造品等以传达他们的价值和真理。更重要者，史学家开始注意到文化突显了意义。因为文化符号的意义时刻在不断的改变，只有属于内线的人才能得到符号的讯息。所谓符号的社会圈内的人，即是指成为某一群体的份子，诸如某社区、阶级、教会、或国家的一份子。但如此的文化观点会否定概念语言的普通性和人类理性的一致性。从后结构主义的立场看，如此的文化史可被用来攻击理性和人类普遍价值的存在。〔6〕
    从如此的文化观点上看，理性有一不同的含义，它着重人类的理性只是在某一特定的文化内容里的运作。吾人只遵照内心宇宙的范围思考，它不能超越那个宇宙而形成独立的判断。但是在某一个内心宇宙所得到的科学或道德的真理可以被不同内心宇宙的人所取得。文化观点并没有主张不同的语言是不能比较其内容、或者没有共同意义的。现代化、马克思主义和年鉴学派的史学家采用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协助；文化史学家的不同处在转向人类学和文学理论。〔7〕
    从70年代初开始，很多受后现代主义影响的美国史学家、喜欢采用一种对20世纪欧美文化发展的看法：认为在这个看似有教养的时代里发生了现代主义的大变动，随着来的是后现代主义的革命。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共同特性，为与过去时代连接和不连接的只是一个复杂网状系统，而后现代着重此系统中不同种类的各式组成因素。〔8〕
    这些史学家，于70和80年代，喜用人类学理论以探讨这复杂网状系统的内容，其著名理论有吉尔兹（Clifford Geertz ）的“密集描述”（Thick Description）。〔9〕吉尔兹认为文化不是一种能使社会事件、行为、制度、或过程用因果关系相联的力量；它只是一篇辞章的“上下文”，在其中产生易领悟到的，也即是得自密集的描述。〔10〕人类学着重领悟性之从广泛的上下文中取得，已成为寻找意义的解释方式，以代替科学之追寻原理原则的方式，这种提倡采用文学模式，而不从因果律中推演意义，早在福柯与德里达的写作中已见到，现在已成为研究文化史的主要方法。史学家之喜欢此种方式，因对意义的解释是直接从过去的人怎样回归到个人的经验内找到。
    最近一、二十年来，不仅很多社会史学家转到文化史的研究，即使马克思主义者和年鉴学派的死硬派亦然。虽然开始时多在各自的理论设计中寻找根源，最后也不得不着重文化因素。
    马克思主义者之注意“文化”可追溯到20和30年代意大利共产党领袖葛兰西（Antonio Gramsci,1891-1937）的遗著《狱中札记》（1947年出版）内。他提到“霸权”（hegemony）一词，意指共产党要真正建立其权力，只在运用文化控制其他的社会阶级上。物质力量不能赋与权力，故必须发展施用文化和思想领导的方法。葛兰西此种看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产生影响。例如英国左派史学家汤普森（E.P.Thompson）在他的有关英国工人阶级史的名著中，〔11〕即推崇文化和道德干预的重要性，要以文化方式操作物质经验。〔12〕
    促使马克思主义者对文化力量发生兴趣的还有英国的威廉斯（参阅前文）的文学批评、德国法兰克福学派（The Frankfurt School）的批判理论。法国的阿尔图塞（Louis Althusser,1918）想将马克思主义转入结构主义的方向发展。例如他提倡“多元决定”，认为事物具有复杂的矛盾，对此复杂矛盾的解决而出现的新情势，即是多元决定。他又认为意识形态具有精神的性质，与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经常、有效、实际地在一起。“表现因果性”（causalite expressive）是他采用的一个术语，以指事物内部本质的全部因素只不过是现象的表现形式而已。〔13〕
    很多英国的马克思传统的史学家们，包括汤普森，却对提倡文化转折的极端后现代主义立场保持距离，认为该立场伤害了历史唯物论。汤普森甚至攻击阿尔图塞之否定人有创造自己历史命运的角色〔14〕这些英国史家们认为后现代主义，在着重话语等观念时，离开了真正的历史，只想将语言脱离社会的实在。帕尔默（Bryan D.Palmer）甚至称后结构主义只是玩弄辞句、推行唯我主义短视的学术工作。
    也有不同想法的马克思主义者，例如法国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波尔都（Piere Bourdieu）主张文化是一套行事、被不同的社会群体作不同的施用，他要以这种主张改造马克思主义。〔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