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大昕（1728-1804）是乾嘉时代著名史学家。他不仅在考订求实的学术上是一流的，是当时的史学大师，就是在待人接物的风度上也是最佳的，是受尊重的杰出学人，当时学者予以表扬，如今学者也可追思。
    中国学者历来有两种不良倾向，或曰毛病：一是文人相轻，自负高明，轻视他人；二是待人苛刻，不愿付出，苛求他人。这两种毛病，乾嘉学者也是有的。然钱氏因心正学纯基本上未被传染，且反其道而行之。他在学者之间关系上具有诚厚谦逊的优良的学者风度。
    当时章学诚给钱氏的一封信中曾提到，世俗学风有所偏弊，戴震尝于筵间口谈秀水朱氏（指朱彝尊），遭人切齿；又说：“若夫天壤之大，岂绝知音？针芥之投，宁无暗合？则固探怀而出，何所秘焉！ ”〔1〕此信内容有点含糊，但提及戴震，大致与其人其学不无关系。章氏对戴震意见很大〔2〕，又明知钱氏与戴震关系较好，不便明说， 然实在忍耐不住，故作试探，“岂无知音”、“宁无暗合”云云，透露了一点意思，即试探一下钱氏的态度。钱氏对此，是否应答，不得而知，《潜研堂文集》中是没有答章氏书信的。钱氏是否答出，似在两可之间，有可能答了，应付一下了事，或仅简单地表明自己态度；也可能不答，沉默待之，也就显示了态度。背后嘀嘀咕咕的行为，非钱氏所好；背后捅刀之事，钱氏更不愿为。
    至于学人间正正当当的学术交往与研讨，钱氏是很认真的，实事求是的。
    钱氏与戴震的关系是很好的。戴氏是当时最为突出的经学家，自恃学识过人，颇有些盛气、骄气。章学诚对此多有反感，讥其“好辟宋儒”、“心术不正”〔3〕，“慧过于识而气荡乎志”〔4〕，“害义伤教”〔5〕。王鸣盛也说戴氏“为人信心自是，眼空千古”， “狂而至于妄”〔6〕。钱氏却不然。就在钱氏考中进士的那年（乾隆十九年， 公元1754年），一时穷愁潦倒困处北京歙县会馆的戴氏前来拜访，带来了著作，两人一见如故，谈得很投机，于是定交。钱氏慧眼识英才，惊叹戴氏为“天下奇才”。次日，钱氏将此告诉了秦蕙田。秦氏时任刑部尚书，正在编纂《五礼通考》，急需学者协助，立即屈尊与钱氏一同前往拜访戴氏，邀请戴氏住到秦家。由于钱、秦等人的延誉，次年吏部尚书王安国约请戴氏到家塾教书，并命其子王念孙拜戴氏为师。同时，与钱氏同科进士的王鸣盛、王昶、纪昀、朱筠，还有卢文弨等，也都与戴氏交往，“叩其学，听其言，观其书，莫不击节叹赏”，从此戴氏“声重京师”〔7〕。
    钱氏推重戴震，是因其确是当时杰出的学者，无人可与其匹敌。他曾亲自写了《戴先生震传》，充分肯定戴氏在文字声音训诂、地理沿革、校雠、历算、典制等方面的学识与成就，深赞其区分《水经注》经注之说，称道：“研精汉儒传注及《方言》、《说文》诸书，由声音文字以求训诂，由训诂以寻义理，实事求是，不偏主一家，亦不过骋其辩以排击前贤。”“汾州修郡志，朱方伯珪请先生任其事。乃博稽史籍，驳正旧志之讹。”“其学长于考辨，每立一议，初若创获，及参互考之，累不可易。”在此传中，还写了戴氏“性介特，多与物忤，……人皆目为狂生。”深喜戴氏个性特点，流于言表。在钱氏眼里，戴氏有点骄傲自负，也不为过。他甚至提到过，“自四库馆开而士大夫始重经史之学，言经学则推戴吉士震”〔8〕。 推崇戴氏坐了当时经学家第一把交椅。有时，钱氏与戴氏交换学术意见，如：关于孙愐《唐韵序》“前后总加四万二千三百八十三言”的字数问题，钱氏意谓“《序》所云增加者，兼注中字而言”〔9〕，向戴氏征求意见。有时， 钱氏也与戴氏商榷学术见解问题，如：戴氏对其师江永推步之学评价很高，说江永“不在宜城（指梅鼎九）之下”。钱氏在读了江永《翼梅》后，觉得其论不如“宣城之识之高”，然后质问“当今学通天人莫如足下，而独推江无异辞，岂少习于江而特为之延誉耶，抑原有说以解仆之惑耶？请再质之足下。”〔10〕这种交换学术意见与学术商榷是正常的，友好的。
    钱氏与当时许多著名学者是朋友，或有学术交往，互相尊重。
    王鸣盛是钱氏的同乡、同学、同官，又是内兄，关系密切。王氏通经学，精史学，善诗，著有《十七史商榷》、《蛾术编》等等多种，颇有点自负。曾言“读史者，不必以议论求法戒，但当考其典制之实；不必以褒贬为予夺，而但考其事迹之实，亦犹是也”，“不必横生意见，驰骋议论”〔11〕。然而，他实际上议论颇多，且有时口气很大，讥刺前人，《十七史商榷》中多有这种情况。钱氏对他颇为尊重，于其逝世后，写了墓志铭，叙述了两人的密切关系，肯定其为人为学〔12〕；还写了这样动情言实、给予很高评价的挽诗：“海内知己有几人，垂髫直到白头新？经传马郑专门古，文溯欧曾客气驯。勇退较予先十载，立言垂世已千钧。蛇年难挽名贤厄，肠断新春只两旬（腊月二日下世，去立春仅十有七日）。”〔13〕但在王氏生前，钱氏也曾对其善意而含蓄地提出过批评意见。当王氏写成《十七史商榷》即将问世之时，钱氏给王氏的一封信中有这样的话：“得手教，以所撰述于昆山顾氏、秀水朱氏、德清胡氏、长洲何氏间有驳正，恐观者以试呵前哲为咎。”“愚以为学问乃千秋事，订正规过，非以诋毁前人，实以嘉惠后学。”“但议论须平允，词气须谦和。一事之失，无妨全体之善。”“所虑者，古人本不误，而吾从而误驳之，此则无损于古人，而适以成吾之妄。王戒甫、郑渔仲辈皆坐此病，而后来宜引以为戒者也。”这些话，切中王氏之病，可谓诚挚而中肯的批评。信末还说：“《十七史商榷》闻已刊成，或有讹字，且未便刷印，全将样本寄下。”〔14〕这是表示愿为其改正文字，实际上是自愿为其审阅。此种态度，毫无俗气，而是真正的学术诤友。
    王昶也是钱氏的同乡（江苏青浦）、同学、同科，晚年定居于苏州，又同好金石之学。两人来往甚密。钱氏在《王公（昶）神道碑》中提到：“其交最久而莫逆于心者，则今大理寺卿王公昶也。所居相距不百里，尝扁舟往访，升堂拜母，修子姓礼。”〔15〕如此亲密的莫逆之交，很是难得。朱筠、纪昀也是与钱氏同科进士，学术旨趣基本相同，在京时互有往来，关系也好。钱氏曾与朱筠通信讨论《国语》伶州鸠所言“武王克商，岁在鹑火”的年代问题。曾为纪昀《乌鲁木齐杂诗》写序，称其诗“声调流美，出入三唐，而叙次风土人物，历历可见”；又证其推断哈拉火卓石壁“古火州”三字，“当是元人所刻”之可信，称其“考古之精核”〔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