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亮吉也是钱氏的朋友，两人多次通信讨论学术问题。《潜研堂文集》中收有四封与洪亮吉的书信，其内容：一是“”字的考释问题；二是三国疆域问题；三是秦郡多少问题；四是南朝梁之淮南、南梁二郡并立、并合的年代问题〔17〕。讨论认真而深入，意见坦率而善意。又为洪氏《东晋疆域志》作序，称其“才大而思精”，所为乃“大快事”，且谓补写此志有“实土之广狭无常”、“侨土之名目多复”、“纪传之事迹不完”、“《志》之纰漏难信”等“四难”；还希望洪氏早日“志十六国之疆域”，企待观阅〔18〕。钱氏与校勘家卢文弨可谓密友，在《抱经楼记》中谈到，在京师时与卢氏游，“学士性狷介，与俗多忤，而与予独有水乳之投”。又称卢氏“藏书万余卷，皆手校精善”〔19〕。还在通信联系中，讨论历算、职官等问题；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钱氏欣然接受卢氏的意见，改正自己的错误，曰：“来教谓《续汉志》述二十四气中星，大寒旦中，当是‘心半’，非‘心二半’。仆初校时，但据闽本添‘二’字，初未布算，兹以《四分术》推之，果是心半，始悔向来粗心之误，受教良非浅矣。”〔20〕同时，钱氏晚年任教于苏州紫阳书院，与藏书家黄丕烈也常往来，所写《元史艺文志》送请黄氏订正，并在此作中记有“黄丕烈云”的话，还在《自己》中写有黄氏“纠其踳驳，订其同异”的文字。足见钱氏的虚心与诚实。
    钱氏在广泛结交与学术交往中，始终是虚心、诚挚的。他称道身居要职的阮元“肯以经术为多士倡”，热心倡导学术事业，善于组织学术文化工作〔21〕。他从赵翼“书有一卷传，亦抵公卿贵”的诗句，猜透赵氏退职归田是“托于老子之‘知止’，不图立功而求立言”〔22〕。他本人退休还乡，与赵氏意趣相同，故灵犀相通。他曾为毕沅主编的《续资治通鉴》“逐加校阅”〔23〕。冯集梧于毕氏去世后刊刻此书，曾请钱氏作序。钱氏以为不妥，谦言“名位既卑”，“岂敢任此”，坚辞不写〔24〕。这可能是有所顾忌，也说明他是谦逊的。
    对于年事稍长的学者，钱氏很是尊重，但也不一味恭惟，而是认真地区别对待。
    方苞是当时有名的散文家，有点自负而“护前”。钱氏在《跋方望溪文》中说：“望溪以古文自命，意不可一世”，有人提出他“省桐城而曰桐”之误，他竟然“护前”而不肯改，故又有人讥他有“以古文为时文，以时文为古文”之病〔25〕。又在《与友人书》中指出方苞为人在“波澜意度”方面仿古，“未喻乎古文之义法”；不达“为文之旨”，只仿“古文之体”，故有人指出其“以古文为时文，以时文为古文”之病，“可谓洞中垣一方症结”〔26〕。同时，钱氏也对桐城派重要作家之一的姚鼐“以庐江为衡山改名”之说，提出质疑，指出西汉之时，“衡山自衡山，庐江自庐江，未尝合二而一”，仅执“庐江出陵阳”之单辞，恐难“以为定案”〔27〕。此实中姚鼐所考仅是推测而无所“征言”之病〔28〕。钱氏少时曾前往拜访过吴派经学奠基人惠栋，晚年犹未忘怀。对于惠氏所作《古文尚书考》，既肯定它有“证明伪书”之作用，又指出“先是，太原阎征士百诗著书（指《古文尚书疏证》）数十万言，其义多与先生暗合”〔29〕。这实是言惠书多与阎书暗合。此种实事求是的批评，很是得体。
    对于当时有名的诗人袁枚，钱氏也很尊重，两人颇有交往。袁枚论诗主张抒写性情，创“性灵说”，写诗不同凡俗，不避男女之嫌。他知道钱长于史学，不耻下问，向钱氏求教“古今官制”问题。钱氏则认真而详细地回答，一而再，再而三，不厌其烦，并谦逊地写道：“客中未携书籍，兼之多病善忘，诖漏舛错，不知所裁，惟执事教之。”〔30〕袁枚八十寿辰时，钱氏为作《袁简斋八十寿诗》七律四首，其中有“儿童尽识真才子，朝野多推老作家”之句〔31〕，给予很高的评价。袁枚逝世后，钱氏所作《袁简斋前辈挽诗》七律三首中有这样的诗句：“几载相逢索挽诗，今朝真赴玉楼期。篇章最是公卿赏，姓氏居然妇孺知。”“六朝山色俄蕉萃（憔悴），此后谁搴大将旗！”〔32〕于此可见钱袁两人平时相好无间，钱氏对袁枚诗的肯定和推重。此与当时有些卫道士谩骂袁枚，显然是两种态度。
    对于当时的一般学者，钱氏也是尊重而有学术交往的。
    梁玉绳科举不就，当时默默无闻，世人不详其生卒年，只知他中年弃举子业，潜心撰著，写有《史记志疑》等书。钱氏与其多次通信，讨论《史记》一些问题，一谈《秦楚之际月表》的“微旨”有“抑秦”、“尊汉”、“纪实”三点；再谈《天官书》“文字古奥，非太史公所能自造，必得之于甘石之传”，后世所传《甘石星经》乃“伪托”之作，“剽窃”于《晋》《隋》二志，并指出梁氏“据《晋志》以纠史公”欠妥；三谈武安侯田蚡“奉邑食俞”、栾布“封俞”的地点问题，并指出梁氏“言县侯必尽食一县”一说也不尽然〔33〕。这是一种与他人耐心认真地讨论学术问题的诚恳态度，摆事实说道理的科学方法，不摆一点架子，毫无学阀之气。
    同乡人徐文范（字仲圃）与钱氏讨论南朝侨州郡问题。钱氏致信与其切磋，有据有理，分析明白，末云：“顷见足下《卅郡表》中颇有承用《晋志》者，似宜订正，以破后来之惑。”〔34〕态度诚恳，意见中肯。人们皆知，钱氏对东晋南朝侨州郡问题和《晋书·地理志》有关东晋侨州郡的记载，是经过深入探讨，有真知灼见的。萧子山作《释车》三篇，请钱氏作序。钱《序》指出戴东原有《释车》、钱献之有《车制考》等类似著作，言萧文“考证博洽则过之”，似乎是鼓励之词；而言已“于器服制度茫乎若迷”，“往往昧于句度”，还说“顷与子山交，庶几为我指南。”〔35〕诚实地坦白己短，虚心地学人之长，实在难能可贵！顾古湫与钱氏有“同以治《毛诗》举礼部试”之旧，以所作《虞东学诗》求序于钱氏。钱氏于《序》末云：“乃予于《诗》实未有得，读先生是书，盖慨然增予荒经之愧也。”〔36〕声名已扬海内的钱氏不仅不装腔作势，反而坦白“实未有得”，多么谦虚！
    湘潭人张鹤泉进士久仰钱氏之名，然未曾识面，自己曾作《文集》，托唐陶山求序于钱氏。钱氏因未见其集，“不敢虚誉辞”；张氏又托唐陶山寄示各体文二册。钱氏读之“始信其工”，欲序而未动笔。不料唐陶山来书言张氏已死，还说张氏临没以不见钱序“为憾”。钱氏深愧有负于人，立即为序，其中写道“：夫文之声价，本不待序而重。昌黎（韩愈）之文序于李汉，汉岂能重昌黎者？柳州（柳宗元）之文序于刘梦得，梦得与子厚同患难、交最密，然梦得文格不如子厚，且二子之序皆在身后，未知果有当于昌黎、柳州之意与否？鹤泉以韩、柳为师，视近代鲜当意者，而乃有取于予之言；予方欲就鹤泉决其当否而竟不及待，仅得比于刘梦得、李汉之例，予负鹤泉多矣！”〔37〕这里多么真挚的感情，多么谦逊的比喻！张氏地下有知，当不会含怨而责之。鲍以文得熊氏（宋人熊方）《补后汉书年表》，校勘而欲刊之，请钱氏覆校。钱氏与熟于范史的弟大昭“参考商略”而校正之，“两阅月而毕事”，还指出“此表间有未合者”，但未对原文“轻改”，只说聊表“规过之义”〔38〕。这种对他人负责、认真、谦虚的态度，古今学界并不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