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待古人，钱氏既不盲目崇拜，也不任意苛求，而是认真批判，善意商榷，力求平允，从不粗暴，是即是，非即非，实事求是。他对“廿二史”及其作者，都有所批评，对顾炎武、朱彝尊、阎若璩等大家，也有所指瑕，均见于《廿二史考异》、《十架斋养新录》、《潜研堂文集》等书，这里暂不细说。今只举他批判胡三省、吴缜两例，以使学人注意。
    讥胡三省“文人相轻之习”。钱氏指出：自从胡三省《通鉴注》行世，史炤的《通鉴释文》便消退。“史注固不如胡氏之详备，而创始之功，要不可没。胡氏有意抑之，未免蹈文人相轻之习。”他还指出：史注本来不误者，胡氏更改而致误，如范睢之“睢”，本为“千余切”，而胡改音“虽”。胡氏“疏于小学，其音义大率承用史氏旧文，偶有更改，辄生罅漏。”〔58〕钱氏另写有《文人相轻》条，规劝文人学者不要相互菲薄。指出杜甫“不薄今人爱古人”，“护惜”王杨卢骆之体，“不欲人訾议”。并说：“以视诗未有刘长卿一句，已呼阮籍为老兵，语未有骆宾王一字，已笃宋玉为罪人者，犹鹍鹏之与蚍蜉矣。”〔59〕文人相轻，踩及古人，钱氏对此极为不满，故有“蚍蜉”之讥！
    批判吴缜欠诚及浅见。吴缜曾想参与欧阳修等撰《新唐书》，未得到许可。据说欧阳修“以其年少轻佻”，未许。《新唐书》成书后，他便写了《新唐书纠缪》，专找《新唐书》的毛病，多所讥刺。此书产生了一定影响，还得到后世个别学者的好评〔60〕。钱氏发现此书问题颇多，指出十余条错误，说明吴缜对于地理、官制、小学多有“未达”，故批评吴缜“读书既少，用功亦浅，其所指摘，多不中要害。”又说：《新唐书》“舛谬固多”，吴缜“所纠，非无可采”；“但其沾沾自喜，祇欲快其胸臆，则非忠厚长者之道。”〔61〕学术界开展批评是需要的，但要求具有忠厚之道，实事求是，不可快己意而中伤人，钱氏之意在此。
    钱氏写有《奕喻》一文，说的是他自己看友下棋，嗤败者失算，以为彼不及己。自己与人对局，颇有轻人之意，然甫下数子，对方已得先手，局将半，已显出彼强己弱，竟局输彼十余子。于是，他联想到：“今之学者，读古人书，多訾古人之失；与今人居，亦乐称人失。”轻视或苛求古人与他人，夸饰自己之长，忽视或掩盖自己之失，“而彼此相嗤无有已时，曾观奕者之不若己！”〔62〕傲视古人与今人，实是无自知之明。
    钱氏曾指出：“文人之病，恒在骄与吝。”〔63〕骄者自负而目空一切，自以为高明而轻视他人，以放大镜看自己之长处而察他人之短处；吝者小气而自私，自己不愿付出而苛求于他人，以大喇叭鼓吹自己的优点而宣传他人之缺点，总之，企图达到损人利己的目的。钱氏不仅指出毛病，而且以此敲起警钟；不只是警告别人，也经常提醒自己。他对同时代的学者，无论长辈、同辈还是晚辈，对往昔的古人，无论名人、大家还是一般学者，基本上都能做到真诚谦逊地相待，做到实事求是，并且坦诚地开展学术交流，既无骄气，也不小气。
    钱大昕晚年写有这么两句诗：“守谦终受益，作善即为祥。”〔64〕守谦者，保持谦逊态度，待人接物；作善者，做到与人为善，对人助益。这是他人生哲学的自白，也是他为学经验的总结。察其言，观其行，他是具有“守谦”与“作善”的学者风度的。
    注释：
    〔1〕《章氏遗书》卷二九，《上钱辛楣官詹书》。
    〔2〕参见《文史通义》内篇二，《朱陆》、 《书〈朱陆〉篇后》等。
    〔3〕〔4〕〔5〕《文史通义》外篇三，《与史余村》；内篇二， 《朱陆》；内篇二，《书〈朱陆〉篇后》。
    〔6〕《蛾木编》卷四，《光被》。
    〔7〕参见《钱辛楣先生年谱》；《潜研堂文集》卷三九， 《戴先生震传》；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洪榜：《戴先生行状》；王昶：《戴东原先生墓志铭》。
    〔8〕〔9〕〔10〕〔12〕〔14〕〔15〕〔16〕《潜研堂文集》卷四三，《邵君（晋涵）墓志铭》；卷三六，《与戴东原书》；卷三三，《与戴东原书》；卷四八，《西沚先生墓志铭》；卷三五，《答王西庄书》；卷十四，《王公神道碑》；卷二六，《纪晓岚乌鲁木齐杂诗序》。
    〔11〕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序》。
    〔13〕《潜研堂诗续集》卷八，《西沚兄禄挽诗》。
    〔17〕《潜研堂文集》卷三五，《与洪稚存书》、《与洪稚存书二》、《答洪稚存书》、《又答洪稚存书》。
    〔18〕〔19〕〔20〕〔21〕〔22〕《潜研堂文集》卷二四，《东晋疆域志序》；卷二一，《抱经楼记》；卷三四，《答卢学士书》；卷二四，《经籍纂诂序》；卷二六，《瓯北集序》。
    〔23〕冯集梧：《续资治通鉴序》。
    〔24〕钱大昕：《与冯集梧书》，见《续资治通鉴》卷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