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与弟子、晚辈及弟侄的学术关系，钱氏也是诚意而谦慎的。
    钱氏曾三次分别为山东、浙江、湖南等乡试的考官，选拔了不少学优的人才，如在山东选取了李文藻，在浙江选取了邵晋涵。他曾主持执教于钟山、娄东、紫阳等书院达一二十年之久，培养过孙星衍、钮树玉、李锐、夏文焘、顾广圻、张燕昌等等不少优秀人才，弟子多达几千人。今阅《潜研堂文集》中十二卷《答问》（卷四至卷十五），可见其答问内容之广博，探讨之深入，教学之相长。
    钱氏主山东乡试，选取并赏识李文藻（号南涧），从此常有过从或书信往来。他对李氏不以“师弟”相待，而因“臭味相投”，以友朋相处。两人对于诗的看法“鸣者出于天性之自然”，“乃不谋而相合”，两人的性情“略相似”；钱氏还认为李氏在“钞书之多”、“访碑之勤”、“气谊之笃”、“诗文之富”等方面皆“过于予”〔39〕。李氏逝世，钱氏写了《李南涧墓志铭》，记其为学为政，深惜其早逝。
    钱氏为浙江乡试副考官时，识拔邵晋涵，从此结成友谊，来往较密。他盛称邵氏学能，许其为四库馆的重要成员，曾言：“自四库馆开而士大夫始重经史之学，言经学则推戴吉士震，言史学则推君（指邵氏）”，惜其“以编书积劳成疾”而去世。恶耗传至吴下，钱氏“泣然而失声”〔40〕。得意的弟子逝世，老师如伤子女。如此诚笃情真的师弟之谊，令人生感！
    孙星衍曾在钟山书院受教于钱氏，后来师弟之间常有讨论学术的书信往来。钱氏曾在信中盛称孙氏“研精小学”，与其讨论小学问题，提出不少意见和看法，供其参考〔41〕。又致信称其“撰述甚富”，对其《太阴考》、《太岁岁星左右周天图》等作提出意见〔42〕。后又在答书中提到：“至论中星斗柄之异同，则仆非专门，不敢措一词。”对弟子坦白，不知为不知。又说：“太阴、太岁之辨，尊见既与鄙意不合，仆今亦不复言，多尊所闻，听后贤决其然否。”师弟学术见解不一，各尊所闻，保留己见，听后人抉择。这种宽容的气量，谦虚谨慎的态度，共同探讨而待之公论的诚意，丝毫没有师尊的架子，唯钱氏有之！
    钱氏与段玉裁也有学术交往。段氏是钱氏好友戴震的弟子，长于文字音韵训诂，曾以己撰《诗经韵谱》送请钱氏指教。钱氏为其书写了序，说它发展了顾炎武、江永等对于古音的研究，于研究经义很有参考价值〔43〕。又在复书中，称赞其“于古人分部，及音声转移之理”，“审之细”、“辨之确”〔44〕。又称其作“凿破浑沌”〔45〕。同时，又对其“谓声音之理，分之为十七部，合之则十七部无不互通”之说，表示“未敢以为然”，而提出不同意见〔46〕。他在与段氏通信中，还讨论了《史记》、《汉书》所引《尚书》今古文的问题〔47〕。长辈对晚辈学术成就充分肯定，双方又平等地切磋学术问题，令人钦佩。
    钱大昭（字晦之）小于其兄大昕十多岁，是在大昕指授下成长起来的，大昕对其弟的学术成绩极为称赞：“予弟晦之，孜孜好古，实事求是，所得殊多于予。”〔48〕这是钱氏对其弟满意的表扬和极大的鼓励。钱塘（号溉亭）是大昕之侄，小于大昕七岁，早年“相与共学”，稍后又“相切磋”，后来钱塘刻苦治学和撰述，颇有成绩。大昕称他“于声音、文字、律吕、推步之学尤有神解”，并言：“吾邑言好学者称钱氏，而溉亭尤群从之白眉也。”〔49〕竟推钱塘于钱姓学者中最为突出，似是对其过誉；而实是大昕自谦，他为“群从之白眉”是当之无愧的。
    钱氏对于弟子晚辈，向来不以教师爷自居，而是平等相待。有个友人欲以钱氏为师，他表示不可，引孟子“人之患在好为人师”之语为戒，并说：“古之好为师也以名，今之好为师也以利。”还表示：“如以仆精通经史，可备刍荛之询，他日以平交往还足矣。”〔50〕他主张学者间往来，切磋学术，以“平交”为好。这种不论学术水平高低，不争长论晚，提倡“平交”的思想，是值得发扬的。
    如果以为钱氏与学者往来，对他人学术，只是表扬和鼓励，或最多是提出商榷意见，那是不全面的；其实他对一些谬论和歪风，还是严肃批判的。如：有个程秀才以所撰《易源》稿送呈钱氏。钱氏对其书玄妙之论颇为反感，觉得学风不对头，便致信严肃地直言批评：“承以所著《易源》待正稿相示，仆于经义素非专门，先天、无极之旨尤所不解，今读足下书，所谓‘钦其宝莫能名其器’者也。……古之圣贤求《易》于人事，故多忧患戒惧之词；今之儒者求《易》于空虚，故多高深窈妙之论。……（今）自谓得千圣不传之秘，由于自处至高，自信至深，谓己之必无过，且患人之言其过，辩论滋多，义理益昧，岂《易》之教固若是乎！”〔51〕《易》为中国古代的哲学著作，言简意赅，含义深而切实事，并无玄妙之意。后世儒者，尤其是宋儒以来，有些人故弄玄虚，发玄妙之论，夸夸其谈，玄之又玄，神神道道，犹如着魔。钱氏对此论此风，不随声附和，而予以批判，揭露其玄虚的学风，很有意义。哲学社会科学，是人学，还是神学，自来是两种不同的学术方向路线，这是需要辩明的。钱氏对玄学理智的批判，值得肯定。
    钱氏为学还有个优点：凡是考辨“往往有暗合前人者，皆已削稿，恐贻雷同之诮。”〔52〕故其著述多是己见新说；或是在著述中说明取之前人、师友或学生之说。如：钱氏在书院教学时，回答学生的质疑问难，引述他人（包括学生）的见解，必作交待。检寻《潜研堂文集》卷四至卷十五《答问》一至十二，便可察知底细。如有：“惠氏栋尝言之”〔53〕，“吴江陈启源尝辨之”，“予友孙渊如校《本草》”，“予友惠征君栋云”，“此义自金坛段君玉裁启之”〔54〕，“‘会’字之解，得之梁鸿翥。梁，德州贡生，所著《周礼解》予未及见，此条则李南涧为予述之”〔55〕，“予友孙星衍尝说之，以为权舆者，草木之始”，“子弟晦之云”〔56〕，“此吾友戴东原之说”〔57〕，等等。只要是先于自己的真知灼见，不论说者是前辈、师友或晚辈，都作交待，异乎古今少数剽窃之徒或暗取其说而明驳其论的狡黠之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