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历史学家想要取代因果解释和社会理论，而着重事件资料“已身的反弹性”（self-reflexivity ）和文字建构的问题：此即为史学家们如何建构他们的本文、如何才能制造真实的幻像、或真实的感觉，能提出对以往事实描述逼真的保障，或有时称为“真实效果”（truth-effect）的问题上。此立场尚含有一层意义， 认为史学家不能真实地捕捉过去，而是像小说家一样，表现出好像在真实地捕捉。如此说来，过去对真实的追求就会被当今史家制造“真实效果”的“己身反弹性的分析”所取消了，过去自认为在追求真理的史学家都是被自己的幻觉所迷惑的人。
    有些史学家受后现代主义文学理论冲击后，开始了解以往认为能符合事实的叙述技巧和分析形式，多含有社会和政治的宏观设计的牵连。例如美国在20世纪早期的“新史学”和50与60年代的社会史学，多站在进步和民主的立场，用大刀阔斧式的文笔与落后、传统作战。当今的这些史学家像是随著文学批评而转变了自己的心态，认为写作只能是片断和部分的，与过去主张大格局式的叙述无关。在对“大历史”的效用失望之余，只好怀抱讽刺的心态而写“小历史”。
    又有些史学家，特别见于某些女性主义史学家，与上述选择喜剧、浪漫、或讽刺的心态不同，而重新着重应与过去作联结的叙述，以了解自己的需要。他们也着重客观解释的需要，并认为过去历史写作有偏袒性。但与其想证明现在比过去的史学家要高明而指出他们的失败处，不如去学习他们如何将这世界看出意义的努力上；与其着重不可能的完全客观或完全采用因果式的解释，不如彰显需要最客观和可能的解释，作为推动史学研究的途径。此途径或不是直线地通到将来，但可能协助人类走向一个愿意生活其中的社会。历史叙述不是文学的一支，故其研究重点应该包括政治、社会和知识等理由的考虑。
    后现代主义的论证或语言模式扰乱了传统历史解释的严格体制，故亦会开启历史研究的新方向。假若史学家须要放弃年鉴学派的层次、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层结构等的比喻，后现代主义史学之将社会和自然世界减缩到语言，本文到上下文，似乎亦犯了语言决定论的缺点。这是另外一些史学家对后现代主义史学的反应。〔40〕
    九、女性主义史学与后结构主义的关系
    女性主义（Feminism）可称为当今最重要寻求自决的运动。它的活动范围超出一切制度之上。虽然此运动曾经在政治上要求过全民投票权，在产业界要求过与男性的同工同酬；但当今所谓第二波段的女性主义运动，却着意要在所有的可能内争取增加自决的机会。此奋斗见于两方面：一为避免自己落入不确定能做些什么的消极态度；二为如何创立自决的准备条件。〔41〕在这种背景下，女性主义与后结构主义，这两个颇具盛名的批判运动，产生时合时反的关系。〔42〕
    在史学界，特别见于妇女史或性别史的研究内，此时合时反的关系表现在“语言转折”（Linguistic turn）一词的施用上。 该词像“后现代主义”一样是包罗范围甚广的概念，但强调语言分析在研究人、历史、科学和社会的过程中的决定性意义，它意指历史只在分析表像，以反对历史为追求、鉴别和复原事实的看法。该词的采用含有对既成历史典范、叙述、编年等各种内容和形式的批判，此批判是从多种角度发出的，如文学批评、语言理论、哲学、文化和象征人类学、新史学和性别史等方面。它们齐向史学挑战，制造一种历史知识的危机感，使史学家产生“自信危机”的感受。语言转折的此种冲击，其实是语言和本文在后结构主义的史学分析中所占的主导地位所致：语言并不是简单的反映社会事实和历史意义，而在形成历史事件和吾人意识的内容。〔43〕很多女性主义者认为“语言转折”可帮助她们想要改革现存的文化，同时又需防范后结构主义所提倡的“主体分散”会影响女性运动推行者的态度，故讨论此合反问题的文词时有所见。〔44〕甚至有人怀疑后结构主义的思想家们皆是男性，德里达的写作中的确有看轻女性的词句。 〔45〕
    从女性主义史学与后结构主义合反关系发展的历史看，它开始于70年代晚期。当时在美国和法国的女性主义者已在大学的跨系所有关妇女研究节目中，与有些杂志像《讯息》（Signs ）和《女性主义研究》（Feminist studies）等内，谈到后结构主义。拒绝接受生理现象为解释性别不平等理由的史学家们，首先发现了后结构主义所用话语一词的力量。它实为构成社会上性别的不平等的主因，它也见于各种不平的社会行事和制度内。为了消除此男与女的“自然”区别的神话，妇女史学家转向自我意识到的性别研究，将其认作一种象征系统，或一种权力关系的“标示”（请参看前文）。于是女性主义者和后结构主义者同时攻击传统历史的“主控叙述”，责难它、拆散它，并将历史典范重新铸造成妇女和性别、种族、人种、和两性的新历史。
    探讨西方白种男性主体的分散与重建主体性为不统一和冲突所在的努力，似乎已替女性主义史学家辟出一条解放之路，它并且能同时暴露和更正历史写作之拒绝妇女与只认为男性才是“人”的错误观念。它有助于揭穿一切意识形态的比喻性质，与对本性、性别、阶级、国籍等分类为含有欺诈和对女性孤离的意图。但是此种揭发和解构亦召来妇女运动本身的分裂。有色人种妇女开始于70年代末期和80年代早期攻击女性主义运动内的种族歧视。有色人种妇女不仅重写了奴隶史、殖民史，甚至也写不同立场的女性史，她们同时也批评白种女性主义的人道话语对有色人种的不公平。〔46〕
    对“妇女”一词意义的解构和存疑尚有另外一种不同性质的历史探讨。赖利（Denise Riley）分析妇女一词的意义，发现该词本质上十分不稳定，在过去数世纪的欧洲历史中，“妇女”一词的意义是深植于其它的概念，如社会、身体等之中而随之改变，故赖利主张重新定义“女性主义”一词，而让其不稳定性的意义作为不断地争论焦点。〔47〕
    史学家斯科特（Joan W.scott）则主张将妇女史改为性别史以作为与其它史别一样的成为一个基本的历史分析类别，她将后结构主义引入性别史内，而重新解释了经验（experience）、作用（agency）和认同（identity）等概念，并又将性别放在后结构主义才开始的历史讨论的中心议题内。故性别史替语言转折开辟了多方面的新议场。〔48〕
    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后结构主义又新添了内容，如罗蒂“新实用主义”在美国的流行（请参阅罗蒂：《解构》）。其对女性主义史会有何重大影响，尚无法确定。总之，后结构主义与女性主义史学的合反关系的内容见于三点：
    （一）有些女性主义史学家认为当今主要任务为在历史中建立可清楚看到的女性主体，而后结构主义却有瘫痪此认同的效用。故后结构主义是危险的。女性主义应维持在反对和改变文化的运动立场，着重自己的作用与在历史中的主体，反对后结构主义的论证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