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特别关注“文化产品”出现时的特殊逻辑，也即是如何取得文化物的逻辑方式上。福柯对此现象的解释要点在一般散漫情况内。波尔都却注重文化施用时所显现的社会区别的重要性上。此种想法维系了社会史的重要性。〔30〕
    年鉴学派之转向文化史的人表现得较为积极，特别年青的一辈史学家已对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1902-1986）所采用不同层次历史经验的典范看法愈来愈乏兴趣。第一个表示这种态度的是“心态史学”（Mentalites）。他们主张社会集体共有的心理作用和结构应是探讨文化的方式。心态史学着重文化和心理生活现象的研究，不同于以往年鉴学派史家之着重经济和社会或人口学等内容的研究。心态史亦不像以前之过份运用系列史（或称为计量史）的方式，而是结合了思想社会史，一种受心理分析学术冲击的马克思主义内所发展出的史学。它又受到结构语义学及修辞学的支持。它与历史人类学相近，但着重思想形态。群体无意识及自发性言语。〔31〕
    心态史学研究人们对性、爱、交往、思想、宗教等问题的态度和信仰。此学开始于70年代初期，正值后现代主义崭露头角之时。当时法国人经历的苦恼向历史学提出了挑战，要求史学从精神角度作回答。 〔32〕杜比（Georges Duby）为心态史学代表作家之一， 他在《社会史和社会思想》（Histoire Sociale et Idéologies des Sociétés）一文内，〔33〕认为形成概念化的理性有三个先决条件：（一）精神现象与经济和人口现象的作用同样重要；（二）人们不是根据实际而是根据意象（image）来决定自己的行为，但意象不是行为的忠实反映； （三）价值系统拥有自身的历史，与人口增长和生产方式无关。
    此年鉴学派的新一代人又认为心态或文化不能作为历史经验“第三层次”的一部分特性看。第三层次并非历史事实的主要决定因素，因为心理结构不能转变到物质因素上去。同时，经济和社会关系并非先于或能决定文化关系，而是属于文化行事和文化生产的领域。换句话说，文化行事不能用所谓超出文化领域的经济现象用归纳的方法去解释。所有的行事，无论是经济的或文化的，皆依靠文化或心态的表现，也即是个人用来在这世界上制造意义的规律的表现。〔34〕
    可能受到后现代主义冲击之故，最近十余年来现代化理论史学的立场已失掉广泛支持，过去提倡该理论的史学家如何接受文化史已不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新一代的史学家，包括年鉴学派的新生代在内，并非只是提出一套与以往有异的研究题材，他们更从对文化的不同看法而转向历史的方法和目标提出疑问。虽然文化概念不排除社会和经济解释的兴趣，但当传统史学家相信有“真实”而将某“真实”因素提升为能左右历史的主要力量时、新史家对此变迁理由深表怀疑。此种怀疑态度又牵涉到另一问题：假若抛开现行的经济与社会的解释原因、什么可以取代他们的地位、与如何取代？〔35〕假若所有的事实都追源到文化和语言，假若所有的意义，包括科学定律的意义，皆需依靠文化背景，那么因果的解释又从何获得呢？
    吉尔兹的回答应该是不能够也不需要。他所主张的“密集描述”即为向因果分析挑战。此立场得到另一结果：文化史与哲学的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开始相互支援。
    此哲学的支援主要来自后结构主义。福柯和德里达皆反对有关原因的追究，两人也提倡话语分析方法而与传统上落在经济、社会和政治的方式无关。两人被评为提倡虚无主义者。德里达更以无任何动机去解释语言游戏。福柯唯一经常提到会促成话语的原因是尼采的“权力意志”，但只从制度上而非个人的表现上言之。〔36〕福柯对他自己的写作定义为“制造真理”条件的历史，似将真理和其历史解释归于无所不包的权力意志上。此点立场与德里达的相反，但两人的共同处为否认人能选择意义的实在性，传统上此实在性是人与禽兽之区别所在。他们认为意义只是从广阔论证的构形裂缝中不可预期的失误内，也即是在一切反对一切而斗争的间歇时发生，这决不是从人类自决的行动内。〔37〕
    在过去20年中，拒绝接受后现代主义的史学家人数很多，但该学说的影响力，透过文学理论，愈来愈在文化研究的各种形式中增强。吉尔兹引导人类学进入此方向，以他的解释理论与“本文比喻”（TextAnalogy）相联。他将文化比作一篇本文或语言。像对一篇文章样， 对文化的了解必须在文章里面去研讨，而不是将它当作某一暗号，如经济或社会趋势的表现。
    所有的文化史学家必须设法如何将文化的产品，如本文、绘画、或引擎等，结连其它的信仰、知识系统、兴趣、影响吾人而又是吾人制作的种种结构。从现代理论不仅坚持文化产品的完整性，并拒绝将文化与在它之外或之下、自然的或物质的环境相连。此态度破坏了自然和人文学科传统上所秉持的知识基础。他们不接受超历史或解释的超然根据，而吾人不能直接触及到事物本身。〔38〕换句话说，科学知识也只不过是另一种的语言传统，另一种属于西方过度理性化的生活方式的话语。
    八、史学界的各种反应态度
    史学界对后现代主义有各种不同的反应。传统派拒绝该理论正如拒绝其它的理论一样，认为不需要、不健康和干扰了史学领域。社会史学家以其离开社会状况太远而拒绝之，但也有社会史学家接受此新理论者。受此后现代主义影响的新文化理论的史学家，至少认为它重振了史学界有关方法、目标，甚至知识基础的讨论兴趣。尽管上节所述的一些问题易起争议和使人不安，却是些急待回答的问题。
    有些学术界的女性主义者认为与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志趣相投，因为它着重偶发性、人的狂狷和文化规律和行事的多变性。在美国，女性主义史学家们实为提倡新文化史的先驱者。她们认为文法中“性”（gender）的观念即表示了文化和语言在人文学科中的深厚影响。性作为文法的名词或代名词（如阴性、阳性、中性）的发展上看，在英语中已逐渐代表了文化和社会建构出的女性和男性的区别。极端者如斯科特（Joan Wallach Scott）接受后现代主义的立场，要将一切现有知识的地位相对化，而将历史知识降低为只是对意义的感觉。〔39〕因为女性主义史学家与后结构主义的离合是最近30年来史学界一个突出的现象，将于下节专门述及。
    总之，后现代主义看法的流行已引起史学界的辩论。其主题为该主义混淆了本文（text）与上下文（context）、 或语言与这社会世界之区分。此辨论焦点落在“解释”与“解释手段”的分别上：要解释的是本文、效果、相倚变数、诸如资本主义的兴起、官僚理性的运作、或现代社会与日俱增的非人性等观象；解释手段的意义是像上文、原因、独立变数，诸如新教的工作伦理、市场扩大、或现代社会功能的与日俱增等推动历史的理论看法。后现代主义否认任何“本文”与“上下文”“因”与“果”的可能区别。这种立场其实伤害了所有的社会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