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反省
    后现代主义对西洋文化冲击的紧要处，在制造出个人的认同感与他的种族、性别、宗教、语言的认同感之间的紧张情势。虽然后现代主义在目前西方学术界的影响高潮已成过去，但是它对价值和常规的影响仍然明显。〔61〕它对西洋史学的冲击并不在如有些人所称的历史的废除，而在提出一套新理论以更改历史的写作。此冲击的影响尚未见到任何史学界的严谨讨论。〔62〕传统史学家多会拒绝接受任何理论，故其影响有限。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后现代主义壮大了在史学界已经出现的相对怀疑态度，鼓励了一些与传统不同的历史写作，它更广大地影响了史学界以外的人对史学的看法。此影响所形成的严重与不能被忽视的威胁是多方面的；它见于史学知识的性质、史学方法和史学研究题材的选定等之批评上。
    在史学知识性质的批评方面，最基本者为后现代主义之认为知识的客观性和语言的稳定性的不实在。此类批评多指向史学习用的宏大叙述，包括历史时间连续性的看法，以其代表了启蒙时期着重理性为进步的宏观偏见中。后现代主义认为科学和史学所称知识的客观性是不正确的，因为每一个社会都有各自的真理群，意识之外没有真理，但又未提供能取代的如何得到解释、知识、或了解的途径。所提出的是“解构”方法，以破除“逻辑中心论”；又用“反人道主义”理论破除了主体性，其解释只见于文化所形成的论证话语或“语言之墙”中。
    此种出于主体分散论而否定西洋近现代传统知识基础的看法，其实也是一种理性运用的结果。此种理性的出现，若从自17世纪以来西洋理性的发展，表现了愈来愈广大和愈精深的效用趋势看，它是遵照落在“人的生性”的源头而作改变的。此生性源头的内容已修改了四次、第一次在17世纪，第二次在18世纪末，第三次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第四次大约在1968年前后。每次的改变都带来文化多方面的新收获，后现代主义并未否定理性，只是拒绝前三类的客观理性。其本身的理性所依据的“生性”源头出自经验上（与客观接近）十分确定的“语言”上。关于此四种理性之“生性”源头在西洋近现代史中的表现，已于拙著中略为提及， 并称其为文化自相的出处。 〔63 〕兹举一列， 哈贝玛斯（Juergen Habermas,1929）是当今知名思想家之一。 虽然他不赞成后结构主义的地方很多，但接受语言之为理性基础的看法。在提出“沟通理性”之际，他也批评了17世纪笛卡儿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思维典范，18世纪末康德的“纯粹”和“实践”理性之分，与20世纪初韦伯提倡的“目的”理性。〔64〕哈贝玛斯对理性的讨论只从理论和实践效益的立场看，隐藏了不同理性落在“生性”源头的存在问题之探究。
    若从理性有不同“生性”源头的观点去探究，后现代主义对历史知识客观性和语言稳定性的批评，只是些对该等现象的不同解释。它也许有助于纠正史学家对历史知识意义的某些过份坚持态度。史学知识并不仅在支持一制度或一种生活方式，那易被认为是虚构或宣传。历史知识也会对人生有真正的裨益。
    在史学方法上，后现代主义的批评首先指向历史叙述不可能表达真实，因为叙述的方法不能脱离意识形态的主控，它甚至成为小说的伪装。此批评为针对19世纪史学所持历史叙述能反映真实之说，而被以后史学家所认定者。此意识主控见于三种不同层次的操作：一为宏观理论，二为宏大式主控叙述，三为设计。此三类的主控虽有操作程度上的不同方式，但皆是从外加在资料上的解释，数量或系列法所得资料的解释亦包括在内。后现代史学家喜用“密集描述法”，但又落在写史题材的限制上。其实，尚有其它方法可弥补“因果”式的叙述。（因不属本文范围，兹略之）不同的方法适宜对不同现象的探讨。在此点上，后现代史学似乎开启了史学研究的一扇新门。
    方法的采用牵涉到史学研究题材的选定。后现代史学家的论证式的择题，有其激进意义的一面。法依尔阿本德（Paul K. Feyerabend ,1924-）是当今知名之科学哲学家，提倡“非理性主义”。在他的《反对方法》（Against Method:Outline of an Anarchistic Theory ofKnowledge,London,1975）书中，批评“事实自立性原则”， 指出事实的描述不可能独立于理论，事实中渗透着理论是现代科学方法论的一个重要成就。他又提倡“理论多元论”，认为理论可以同事实不一致，因为事实不是独立的，同时理论可以取自各种来源。此说在鼓励大胆提出各种新理论和新观点。〔65〕后现代史学的论证式亦是“多元论”的运用。它摆脱只着重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题材的选定。在文化史的旗帜下，似乎可以涵盖任何题材。
    历史知识的意义应该锁定在丰富人生上。生命的多采多姿并非已过去的就失掉其意义，相反地它能弥补当今的人生。要开启此途径，首先需根除对史学知识在“生性”根源上某点的执着态度，连同对因果叙述方法与政治、经济、社会史等题材的执着。若史学能提供丰硕的生命灿烂的讯息，也许会有助于减轻现代社会文化中的紧张情势。史学家如何能开辟此新途径，不会出自一个新理论，而在史学家对历史的反省内。
    （编者按：本文原载台湾国史馆馆刊复刊第18期，现经作者和该刊同意，本刊特予转载，以飨读者）
    责任编辑注：本文前部分见本专题1997年第7期。
    注释：
    〔1〕Raymond Williams,Culture and Soaiety,1780-1950（ London:Chatto and Windus,1958），PP.xvi,295.
    〔2〕Raymond Willams,Keywords（London:Fontana,1976），P.16.
    〔3〕Lawrence Grossberg,Cary Nelson.Paula Treicher,ed.Culural Studies（New York:Routledge,1992），Introduction,P.4.
    〔4〕Stuart Hall,"Gramsci's relevance for the study of r-ace and ethnicity,"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Inquiry,10-2（1986），P.26.
    〔5〕Grossberg,etc.,Cultural Studies,P.5.
    〔6〕Appleby,telling the Truth about History,PP.217-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