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女性后结构主义者则认为它对女性主义在学术和政治方面的发展很有启发性，并已获得丰硕成果。她们希望其他女性主义者能重新接受主体或作用等概念，但无需重写解构理论或后结构主义。
    （三）另有一批人看到女性主义和后结构主义间在战略上结合的益处。但此结合需对两者内容先作改变。例如重写主要政治和历史术语概念。并澄清从特殊历史背景中主体如何干预或改变话语的看法，也即是解开话语与经验间的纠缠。〔49〕
    十、福柯对法、美史学界的影响
    后现代主义与西洋史学发展的关系，可以从福柯对法、美史学界的影响中得到较深认识。
    福柯在他去世前不久曾说他的写作为历史的研究，但他不是史学家。他对史学界的态度是小心戒慎，但又夹杂着轻视。他写史方式不同，在于超出一般史学界所习用的概念与方法，而趋向孤单和激进的个别式，以别于史学界之着重集体式之探讨。〔50〕他在60年代共出版了5 本书，声誉也随之与日俱增，但多在文学批评和理论、哲学、政治等学界内，不在史学界。60年代中写文评论福柯著作的史学家只有一位，即法国史学家芒德鲁（Robert Mandrou）于1962年评福柯刚出版的《古典主义时期的疯癫故事；疯癫与无理》（Folie et de'raison:histoire delafolie a' l'age classique,Paris,1961）一文，载于《经济、社会 、文明年鉴》（Annales:Economies,Société's civilisation,vo117[1962]771-72）。《年鉴》编辑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特又加评语称赞该书。福柯的成名作是1966年出版的《语词与事物：人文科学的一门考古学》（Les Mots et Les choses?Une Arché ologie
    dessciences humaines），出版4星期内，卖掉20,000册， 被译成数国语言，英文版出现于1970年。评论此书的文章，法文有5篇，英文有33 篇，却没有史学家的评论发表。从开始，福柯未被认为属于史学界。芒德鲁在1962年的评论中称赞该书已证实了疯癫是一种文化事件，而不仅是自然现象，并认为福柯是一位兼跨哲学、心理学和史学三领域的作者，布罗代尔在短评中指出该书探讨了文明心理结构的“神奇途径”，而该途径将是研究工作的重要模式，此书对年鉴学派的贡献一见于有助以后心态史学的发展，芒德鲁即是心态史学重要人物之一；二见于不同学术领域观点的重要性之接受上。〔51〕
    1970年福柯被选为法兰西学院（Collé ge de France ）教授而挤入法国学术界精英地位，他的知名度更为增长，从该年起法国史学界接受福柯意见的人也增多。例如从1970到1981年间，在《年鉴》学报中引用福柯著作者有36篇文章，1970年即占了6篇。1975 年福柯发表的《鉴督与惩罚：监狱的诞生》（Surveiller et Punir! naissance de laprison,Paris,1975）内容很像史学书籍， 他放弃了从前坚持的历史发展为不连续性的看法，并在撰写方式上接近社会史的著述。以后出版的书籍，如1976年的《性史》（Histoire de la seualité）第一卷、《知识的意志》（La Volontéde Savoir）、与1984年的《性史》第2 和第3卷，皆被认为是社会史。 甚至早年发表的《疯癫与无理》亦被认为是探讨“越轨现象”的社会史的先驱。在70年代采用类似题材研究的史学家愈来愈多，福柯的想法已被法国史学界接纳。但不久又见到疏离。其原因将在后文提出。
    美国史学界的接受福柯思想始于70年代尾。虽然早在1973和1974年已有介绍福柯在英美史学刊物内出现，但只是边缘刊物如《历史和理论》（History and Theory）。〔52〕第一篇出现在史学界的主要核心刊物，为评论福柯《监督与惩罚》的短文，见于《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第82卷（1977年），第605至606页。
    正式介绍福柯思想进入美国历史研究的论文见于1979年的《现代史杂志》（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和1982 年的《社会研究》（Social Research）内。〔53 〕由于美国史学家开始接受“语言转折”的看法，对福柯著作的兴趣也逐渐增加。90年代初甚至有专门编辑研究福柯著作的论文集之出现。〔54〕1991年10月芝加哥大学特别举辨了一场学术会议，讨论“福柯与当今历史写作”。此讨论中也如在法国史学界一样，出现对福柯思想疏离的态度。〔55〕
    福柯对法、美史学界的影响主要见于提供宏观叙述上的一个新基础。此基础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先由现代化理论、年鉴学派和马克思学派所提供，后转变成社会学的（包括语言转折的冲击）各式理论，而又被后现代主义所取代。福柯提倡的“论证行事”是后现代主义对史学影响中最得力的思想。其影响所及不仅限于法、美两国，其他西洋国家如英、德的史学家接纳其思想的亦大有人在。〔56〕福柯认为每一种知识领域皆具有“知识--权力”的一种特殊形式。在各种创造新知识的考虑上必需兼顾到知识和权力两方面，才能改变知识的形式和权力的关系。换句话说，从事某项研究工作的人们，也即是在同一权力关系中从事研究者，要达到相互间的了解，必需采用同样的语言方能共同工作。
    史学家之疏离福柯思想也即在这“权力关系”中遇到严重的困难，以致失掉沟通。例如杭特（Lynn Hunt ）在她所编《新文化史》的绪言中，〔57〕分析了文化史如何从福柯的“论证行为”（discursive pr-actice）概念内得到灵感，想要从社会史的长期督导下将史学解放出来，而建立新的自主研究领域。但杭特仍然不能脱离传统经验论的立场，此也即是福柯所反对的立场。福柯主张的“论证行为”的分析，仍然需要假定、概念和方法，但不是公认的社会史所采用的一般、主控的概念。此主控概念涉及到权力关系。很多接受福柯思想的史学家，提倡语言转折，时常运用“论证行为”以反对社会史主控概念的适当性。殊不知福柯对“论证行为”分析的真正意义是指历史只是一种智慧薰陶，它与“过去的真实”史事不应混为一谈。对福柯言，过去的社会或文化事实并不就是社会史或文化史的内容，而是史学家发展出自己的对过去的概念认识后，将其建构成历史的“社会”或“文化”内容，因为这两类不同典范不是为了同一的“过去”而设立，故两者不能相提并论。这也是何以福柯不否认用社会决定因素来解释“论证行为”的可能性，但决不是施用社会史所采的一般、主控的概念。〔58〕
    福柯认为历史工作通常着重寻找正确的原始资料，然后对它作些反省，赋与它原来并不存在的意义和真理。史学家多不谈理论或臆测的反省，但可自由取用他人意见作此反省。此种传达知识的分工方式已产生了问题：一方面它假定谁去“想”和谁去档案室找资料的层次现象；另一方面哲学家或任何人若接受史学家的作品而不去批判它，容易犯上采用历史的基本假设的错误。故福柯提倡“考古”和“系谱”的方法，即用来探测历史作品中的思想为何，而哲学家必须到矿底或根源去挖掘它。福柯曾与一些史学家们长期合作过，并共同发表有注解的档案资料，他也直接采用“考古”字样作为他的著作的命题。〔59〕
    史学家对福柯的主要疏离理由也即在上述观点内。福柯通常不回答史学家认为最重要的事：此即福柯的概论多未被足够的证据所支持。〔60〕史学家对福柯的疏离也指出史学本身的一个基本问题：历史知识的意义到底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