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在《关系史》中，从1835-1836贸易年度开始到1838-1839年，每年的鸦片进口额高达3万多箱，最多的达4万多箱。这个数字为国内的近代史著作所普遍引用。有人曾提出这些数字偏高，但可惜只是根据马士著作本身来讨论这个问题[16]。其实，如果将《关系史》与麦都思1855年的报告进行对比的话[17]，则可发现，《关系史》又误将印度（包括孟加拉与孟买）出口的鸦片总额当成了输入中国的鸦片数量。也许马士自己也感到这些数字偏高，所以，他紧接着又增加了“1835-1839年估计到达中国数”一栏， 认为这几年平均到达中国的鸦片数为30743箱。
    那么，1835-1836贸易年度到1838-1839贸易年度输入中国的鸦片数究竟应为多少呢？对此，并无可靠的统计资料。我们估计大约平均每年2.5万箱。主要依据如下：
    一、根据上述《报告》，1835年输入中国的麻尔洼鸦片为12933 箱，1836年输入中国的麻尔洼鸦片为11724箱。 根据鸦片战争前夕外国鸦片贩子所引述的印度方面的材料，这两年输入中国的孟加拉鸦片则分别为9485箱、13094箱[18]。将麻尔洼鸦片与孟加拉鸦片相加，则1835 年的总进口额为22418箱，1836年的总进口额为24818箱。
    二、根据一个鸦片贩子的估计，1835-1836年运入中国的孟加拉鸦片为11016箱，麻尔洼鸦片为15002箱，两者相加共26018 箱（价值17106903西班牙元）。1836-1837年输入中国的孟加拉鸦片共8075箱，麻尔洼鸦片为13430箱，两者相加总计21505 箱（价值14454193 西班牙元）[19]。
    三、根据加尔各答海关的统计，1835-1836年度运往中国的孟加拉鸦片为13094箱，1836-1837年度为10393箱，1837-1838 年度为16297箱[20]。这些数字都是鸦片船离开加尔各答时向海关申报的数字，而不是实际运抵中国的数量。即使我们设定所有申报的鸦片全都运到了中国，再加上麻尔洼鸦片，平均每年也不会超过2.5万箱。
    四、根据“东印度与中国协会”的统计，1834-1835年度的鸦片进口值为9654970西班牙元，1835-1836年度的进口值为17388622 西班牙元，1836-1837年度的进口值为19292826西班牙元，1837-1838年度的进口值为13504630西班牙元（注：W.S.Fry, Facts and Evidence Relating to the Opium Trade with China,London: PelhamRichardson,1840,50-51。英国驻华商务总监督义律1837年2月在给英国政府的信中报告说：“去年我们的商人输入的鸦片总共将近一千八百万元”，与“东印度与中国协会”的统计相近（参见《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择》上册，第152页。）。 根据货值来确定进口的鸦片箱数是比较困难的，因为麻尔洼鸦片与孟加拉鸦片的价格是不一样的，同一种鸦片还以高低不等的价格卖出。例如，1833年孟加拉鸦片每箱的最高价为765 西班牙元，最低价为545西班牙元， 麻尔洼鸦片每箱的最高价为780西班牙元，最低价为585西班牙元[21]。但是，根据我们的复算， 鸦片战争前几年每箱鸦片的平均价格总是在650西班牙元上下波动。所以， 根据“东印度与中国协会”的统计， 输入中国鸦片最多的一年应当是1836-1837年度，可能达3 万箱（其他的资料甚至说该年度输入中国的鸦片为2.4万箱[22]）。无论如何，我们估计1835 年到鸦片战争前年平均鸦片进口量为2.5万箱，这与实际情况不会相差太多。
    这里还需要指出的是， “东印度与中国协会”的这份资料认为， 1836-1837年度进口到中国的鸦片数量最多，这是很有道理的。我们知道，1836年6 月，太常寺少卿许乃济向道光皇帝递上了那份著名的奏章，主张鸦片弛禁。这使外国鸦片贩子们“雀跃欢呼，兴高彩烈”[23]，他们以为鸦片贸易很快就会变成一种合法的贸易。其最直接的后果是刺激了印度的罂粟种植和鸦片生产，并使更多的鸦片运到中国。加尔各答的鸦片涨到十年来的最高价位[24]。相比之下，目前普遍认为鸦片进口量最多的一年是1838-1839年，这是没有依据的，因为中国从1836年底起就开始进行新一轮的禁烟运动，到1837年，鸦片价格大跌，鸦片贩子已经在感叹鸦片生意“一天不如一天”[25]，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可能冒着巨大的商业风险将大量鸦片运到中国。 人们之所以认为1838 -1839年鸦片进口量最多，其依据是马士《关系史》中的附表，而如前所述，马士附表中关于这一年度的数据实际上是错误的，它将这一年印度鸦片的总出口额当成了输往中国的数额。
    五、关于1838-1839年度的进口鸦片数，主要有以下这些材料：根据1840年澳门报纸公布的数字，1839年1 月至6 月售出的孟加拉鸦片为11365箱，麻尔洼鸦片7567箱，两者共计18932箱[26]。我们知道，一个贸易季度一般从10月份开始到第二年3月为止[27]。到了1838年， 广东政府禁烟运动越来越严厉。1839年1月30日， 英国商务监督义律报告说：“四个月以来，各地鸦片贸易的停滞可以说是完全而又彻底。”1839年春，“鸦片价格下跌了百分之十，财运在几个小时内化为乌有。市场上到处充斥着鸦片，从中国返回的每一艘鸦片快船都在散布着关于中国形势的最令人担忧的消息”[28]，美国旗昌洋行甚至退出鸦片贸易，不再订购印度鸦片。在这样的形势下，输入中国的鸦片当然不会很多。1843年的英文报纸《中国丛报》估计，1838-1839年输入中国的孟加拉鸦片共为14642箱，如果再加上麻尔洼鸦片等， 该年度进口的鸦片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超过2.5万箱。由于林则徐的禁烟，1839-1840年度， 输入中国的孟加拉鸦片大减，为4780箱，1840-1841年度为5852箱，随着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输入中国的鸦片也在增加，1841-1842年度进口的孟加拉鸦片为11378箱[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