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朱希祖随中央大学西迁入蜀。虽感怀国难，但教学不歇。时教育部拟颁布大学课程标准，征求意见。作为资深的史学家，朱希祖提出将中国史学史定为大学史学系必修课之一。这对中国史学史的建设是有重要意义的。1944年，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出版，即被教育部定为大学教材。史学史作为一门学科，至此可以说初步建立起来了。（金氏著作，数次引用朱氏《中国史学通论》的观点。两书仅差一年出版，而金氏的书39年即已写成。金氏在写作时，大概参考了朱氏的讲义稿，因那时他们都在中央大学史学系任教授。金氏毕业于北大，受黄侃影响至深，而黄侃与朱氏又曾同受业于章太炎，故金氏与朱氏也有一种师承关系，阅其讲义或听其讲课都是可能的。）
    作为章太炎的学生，朱氏既能够继承章氏治史精华，又能对西洋史学理论宽容地吸收；既重视历史史实的考据，又强调历史哲学的重要，并认识到史学以指挥人事为归宿。这在新史学的建设中，就方法论而言，代表了一种正确的治学方向。中国史学的历史非常悠久，古代的著名史学家及史学评论家在他们的著作中，谈到了许多史学史的内容，但史学史在本世纪以前却未形成专门学科。把它作为独立的近代意义上的学科进行建设是梁启超在1926-1927年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提出的。本世纪初，梁启超发表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揭起了“史界革命”的旗帜，对传统史学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他积极引进西洋史学理论来改造传统史学。随着社会的发展，他的史学思想有所变化，至二十年代，他对传统史学的态度由原来的“葬鲁疏阔”的否定转向逐步地肯定。他提出研究中国史学史，就是这种转变的一种表现。1922年发表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其中第二章《过去之中国史学界》，具有中国史学史的雏形。可见，中国史学史的产生与中西史学的交汇、中国新史学建设的需要有很大关系。朱希祖在史界革命的重阵北京大学史学系任系主任，为史界革命的开展，作了不少有益的工作。重视中国史学研究，应该说是这些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朱希祖的《中国史学通论》
    朱希祖在中国史学史方面的成就集中体现在他的《中国史学通论》里。该著本是1919年夏在北京大学史学系为学生讲授本国史学概论的讲义。原为三篇：一中国史学之起源；二中国史学之派别；三历史哲学。以后在其它大学讲授此讲义时，删除了第三篇。1942年，朱氏应女婿罗香林之请，决定出版该讲义，附录论文两篇：“太史公解”和“汉十二世著纪考”。
    该著对中国史学史的贡献，应该给予积极的肯定。
    首先，它是在中国史学史方面最早的讲义。在此之前，还没有人在大学讲堂里系统讲授这类内容。朱氏所以能在那时写出这个讲义，与那时北京大学史学系的课程改革有很大关系，是建设新史学的需要，上文已谈到，此不赘述。另外，他受章太炎影响很大，民族主义情感炽烈，国学根基雄厚，对弘扬民族文化极有热情。所以讲本国史学概论自然是他乐而为之的事情。这部讲义，比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中的“过去之中国史学界”还早二三年。可见，朱氏对中国传统史学进行总结的意识在史学界是比较早的。这点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
    其次，该著虽是讲义之作，却是作者潜心研究的心得，与陈陈相因之作有别。作者在自序中对一些不良学风提出批评，说：“近世治史学有不免钞胥陋习者，或从中国名著颠倒抄袭，或从外国人著作中片段抄译，干没其名，据为己有”，而对自己的讲义则颇为自信，认为讲义之作，虽“不足以言著述”，但也“皆自由心裁，不染抄胥陋习”（注：《中国史学通论·序》。）。
    第三，这部著作在内容上确有许多精到的见解。
    《中国史学通论》第一篇论中国史学的起源，包括七个部分：一、史学之本谊，二、有文字而后有记载之史，三、再论书记官之史，四、未有文字以前之记载，五、再论追记伪讬之史，六、论历史之萌芽（上），七、论历史之萌芽（下）。关于史之本义，朱氏引许慎、江永、吴大澂、章太炎诸说，并作了进一步解释，说：史从又持中，又为右手，中为册字，而非“中正”之中。“史，记事者也”，所谓“记事者”，就是后世之书记官，而不是历史官，历史官是以后引申出来的。王国维作《释史》篇，认为“中”为盛算之器。朱氏认为这是周制，初造字时，并无盛算之器，所以，他不采王说。
    他认为，历史之法，必为治历明时者所创。他引《汉书·百官志》，说太史令的职掌是负责“天时星历”，制定和颁布历法。西周以前，没有编年之史，西周以后，才有《春秋》。《春秋》之作必起于太史。因为太史有时间观念，能够发现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但写作历史，不过是太史的私人事情，不一定是太史的专职。汉之太史，到后汉时还专掌星历，奏时节禁，记瑞历灾异。著作历史，反而在兰台东观。兰台东观，本是藏书之所，所以到东汉时，并没有历史官专职。至魏太和中，始置著作郎，隶中书。晋元康初，改隶秘书，专掌史任。南朝梁、陈时，又设置史学士，至此，才出现专职的历史官。由此，他断言：“西周以前，无成家之历史，魏晋以前，无历史之专官”。至于《史通·史官篇》说的“史官之作，肇自黄帝，备于周室”，朱氏认为，这是把书记官误以为历史官了。《汉书·艺文志》云：“道家者流，出于史官，历纪成败存亡祸福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朱氏辨之云：“道家伊尹太公管仲皆非史官；惟老子为柱下史，或云为守藏室史。柱下为藏书之地，老子实犹今图书馆长或图书馆书记耳，未尝作历史官也”（注：《中国史学通论》第10页。）。总之，他斤斤致辨于书记官与历史官之区别，破除了千余年来历史官起于黄帝之旧说，不失为一种新见解。
    在论及未有文字以前的记载时，他说，此等记载，不出追记，便出伪讬，且伪讬之书，多为神话，不足以当信史。
    关于中国史学的起源，朱希祖以德人郎伯雷希脱（Lamprecht）的理论为指导，结合中国历史典籍给予揭示。郎伯雷希脱说：“历史之发端，有两元之倾向，皆由个人之记忆，而对于祖先尤为关切。两元者何？即所谓自然主义与理想主义是也。取自然主义形式者，最初为谱学，取理想主义形式者，最初为英雄诗”（注：《中国史学通论》第18页。）。朱氏赞同这一理论，认为中国史学的产生，也不外此例。“小史所掌奠系世辨昭穆之谱牒，及春秋以前颂美祖先之诗，皆我国历史之萌芽也”（注：《中国史学通论》第19页。）。谈及史学的发展，他又引用了郎氏理论：“谱学进而为年代纪（吾国称为编年史），英雄诗进而为纪传”（注：《中国史学通论》第21页。）。从原则上讲，朱氏认为这一理论是正确的，但具体到中国史学上，又不完全是这样。中国史学发展的实际情况是“诗最先，纪传次之，谱系又次之，年代纪最后”（注：《中国史学通论》第21页。）。对此，他进行了详细的考辨，颇有古文家的治学风格。关于这几种史体出现的时间及其相互关系，还可以进一步考辨，但朱氏这种试图发现中国史学产生的规律性的研究旨趣，还是值得肯定的。
    朱氏还对史学和史料进行了自觉的区分，如他说：“小史外史所掌，皆系谱牒政令之属，可称史材，未成历史，断非鲁春秋等所可比拟也”（注：《中国史学通论》第18页。）。“春秋以前，年代不明。虽历人亦多争执异同，此谱系之所以不能称为历史也”（注：《中国史学通论》第20页。）。史学要有明确的时间、空间要素，没有这些要素，史学不足以成立。如《尚书·尧典》篇，所载史实前后延续一百五十年，“实为本纪之权舆”，但与司马迁的本纪相比较，《尧典》的不足在于年代不明。《尚书·皋陶谟》，纯为记叙之体，“实为列传之权舆”，但与《史记》中的列传相比，《皋陶谟》不书皋陶为何地人，这是史学上空间的观念尚未发达的缘故。《尧典》、《皋陶谟》继英雄诗而起，是史学还处于幼稚时期的作品，而司马迁的《史记》，则是在年代记（即编年体）发生之后，史学已达进步之时的作品。朱氏通过史学要素的有无显晦，说明史学的萌芽、产生，较为清晰地展示了史学进步的脉络。
    《中国史学通论》的第二部分是“中国史学之派别”。朱氏认为，史学有两大派别，一是记述主义，一是推理主义。上文提到史学的发端，有两元倾向，即自然主义和理想主义。这两主义都包含于记述主义史学当中，但随着理想主义的渐次进步，即产生推理主义，于是出现记述主义与推理主义两派史学的并立。孔子修《春秋》后，出现《春秋》三传。记述主义表现为《左氏春秋传》，推理主义则为《公羊春秋传》、《谷梁春秋传》。记述与推理两主义，其发展之难易，各不相同。中国记述主义，得以长足发展，而推理主义，自汉以后，渐次衰微。推理主义的发展，除凭借记述主义的发展外，还必须有哲学、社会学为基础，“于物心两界及宇宙全体，透澈悖悟”。而我国既无系统之哲学，又无求实证之社会学，所以推理主义不能发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