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氏所论的记述主义和推理主义，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讲的历史编纂学和历史哲学。也就是说，中国史学，在历史编纂学方面发达，而在历史哲学方面发展不足。这正与欧洲人对中国史学的评价相似。事实上，中国的史学思想、历史哲学也是相当丰富、相当发达的，不过它在表述形式上有自己的特点，精湛深邃的史学思想往往被更为发达的历史编纂学所掩盖。朱氏只看到了表象，而没有进一步去探索，故他得出的结论，与欧洲人一样，都是较为肤浅的。
    由于他认为中国推理主义史学不发达，故他于推理主义史学，略去不谈，只论述了记述主义史学。他把中国史书分为七类：编年史、国别史、传记、政治史、文化史、正史、纪事本末等，并对各类史书的源流、得失等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中国史书类别繁多，各代目录学分类标准不同，所分类别也有很大差异。如《隋书·经籍志》将史书分为十三类，而《四库全书总目》分为十五类，且各目不完全相同。朱氏的分类虽不很严谨，各类之间不少可以相容，但也毕竟把多数史书作了归类，并对它们的特点予以比较正确的分析。他还纠正了《史通》中的一些观点。如刘知几对司马迁立《秦本纪》、《项羽本纪》提出批评：“霸王者即当时诸侯，诸侯而称本纪，求名责实，再三乖谬”。朱氏评论说：“子玄以成败论人，实非公论”（注：《中国史学通论》第74页。）。刘知几批评司马迁列传杂乱，说“寻子长之列传也，其所编著，唯人而已矣；至于龟策异物，不类肖形，而辄与黔首同科，俱谓之传，不其怪乎？”朱氏说：“子玄以为传以记人，志以记事，自是唐代俗见，昧于传记之原。不悟子长列传，原有以人为纲以事为统两类，以事为统，后世谓之丛传，又称汇传，盖书志之记事，重在政治，汇传之记事，重在社会，例如平准书与货殖传，皆记财货之事，而其注意实有不同者也”（注：《中国史学通论》第75页。）。对刘知几轻视史表、重正统偏霸之分等等，朱氏也提出了批评。朱希祖对《史通》的评论，得到以后许多史学史研究者的认同，罗香林评论说：“此书驳正《史通》数十条，均为精深之论”（注：《中国史学通论·序》）。这个评论并非溢美之词，是能够成立的。
    关于中国史书体裁的变化，朱氏这样论述道：“此六类之史，皆由简单而趋于复杂，又由混合而趋于分析，如先有春秋（以时间分）、国语（以地方分）、纪传（如禹本纪、伯夷叔齐传，皆先《史记》，以人分）、书（如《洪范》、《吕刑》亦开《史记》八书之体，以事分），而后有《史记》、《汉书》，此由简单而趋于复杂者也。先有《史记》《汉书》之书志汇传，而后有各种分析之政治史及文化史，此由混合而趋于分析者也”（注：《中国史学通论》第35-36页。）。这个认识符合中国史学发展的实际，也揭示了史学发展的一般规律。史学由简单而复杂，标志着史学的进步：“《史记》以前，史之各体，固已有之。司马迁特混合各体以为一书耳。此史学进步之征也”（注：《中国史学通论》第71页。）。由混合而趋于分析，这看似又回到了原来的状态，但却是更高层次的回归，是螺旋式的发展。此外，他还论述了现当代史的重要性，说：“史学要义，以最近者宜最详，良以当代各事，皆由最近历史递嬗而来，其关系尤为密切，吾国史家，颇明斯义”（注：《中国史学通论》第77页。）。他以《史记》、《汉书》及历代正史的修撰、私家修史的风尚为例，进一步说明重视现当代史是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
    综上所述，朱希祖的《中国史学通论》，从外在形式上，勾勒出了中国史学产生和发展的概貌。虽然还很简略，但筚路蓝缕之功不可没。
    《中国史学通论》就内容看，属于史学史的范畴，主要从史官、史书体裁的变化两个方面阐述了史学的成立和发展。但朱氏是把它当作史学概论来看的，“史学史”的概念在他那里（至少在这本书里）并不像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当中那么自觉和明确。40年代，在讨论大学史学系教学大纲时，他主张设立中国史学史，同时又认为“史学史、史籍举要，亦当用其一种，不必重设”（注：罗香林：《朱逖先先生行述》，《文史杂志》第5卷，第11、12期合刊，1945年。），说明中国史学史在他心目中，与史籍举要还没有本质的区别。可见，对于如何建设这门学科，他的认识依然是模糊不清的。朱希祖对中国史学研究的贡献，我们要给予充分的肯定，但他的局限性，我们也要认识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