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中国史学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部史料考订派与史观派的对抗史。[1]（p3）1949 年以前，唯物史观派只是一个民间史学流派，且受史学界主流话语的排斥。但到了20世 纪后期，唯物史观派却执史坛牛耳，独领风骚近半个世纪。导致这种沧桑巨变的一系列 重大事件差不多都发生在1951年前后。1951年不仅因为恰恰处在20世纪整个百年史的时 间中分点上而具有浓厚的标志意义，而且因为其本身所包容的丰富历史材料和深刻历史 内涵而具有典型意义、开端意义。（注：人们通常用以界定20世纪前后半期学术史的年 份是“1949年”，严格说来，这是政治史意义上的一个界标，而非学术史意义上的真正 转折点--当然，从广义上说，在学术史意义上使用也并没有什么问题；但学术界的真 正的大变革时间实际上应该比“1949年”要晚一些时间。这是因为，1949年10月至1950 年，新政权虽然已经成立，但国民党在大陆的残余势力还未清除殆尽，抗美援朝旋又开 始，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使得新政权还无法更多地关注思想文化领域；1950年6月召 开的中共七届三中全会虽然已有对知识分子“要使用”同时要“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 ”的思路，但此时的工作方针还是“不要四面出击”，思想文化领域尚未掀起烈风巨澜 。到了1951年，国民党的残余势力基本上在大陆得以清除，朝鲜战争也一度凯歌高奏， 军事压力的减轻与经济的初步恢复使新政权有较多的时间和精力将目光投聚在意识形态 领域、学术界，“批判《武训传》”、“思想改造”等运动使1951年成为政权更替后学 术界的第一个真正的“多事之秋”；整个社会的精神氛围在学术界广泛渗透：“抗美援 朝，保家卫国”、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等轰轰烈烈的运动同样在激荡着学人 的心扉，民众普遍怀有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兴奋和仇美亲苏（联）的心理同样在影 响着学人的感情。这一年，一波又一波的思想改造运动开始启动，纠缠在20世纪后半期 学人身上、绵绵不绝的严峻考验由此拉开帷幕。这是笔者之所以关注1951年的原因。）1 951年前后学术格局的大变动直接影响甚至决定了20世纪后半期学术界的走向。当前学 术界虽对这一变动已有若干考察，（注：涉及到这一时期的史学史的宏观方面的论著主 要有周朝民等编著的《中国史学四十年》（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肖黎主编的《中 国历史学四十年》（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王学典的《20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 》（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曾业英主编的《近五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上海 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罗志田主编的《二十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山东 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王学典的《20世纪中国史学评论》（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等。世纪交替之际，《历史研究》、《史学月刊》、《光明日报》等报刊先后组织了大 量总结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历程的笔谈、专栏，林甘泉、戴逸、瞿林东等许多学者的论 述中也大多涉及到这一阶段，但基本上都是宏观的论断。）给人诸多启发，但这些研究 较多属于宏观、粗线条的概括；尽管近年来对当时的历史细节进行了相当的发掘，（注 ：对当时历史细节揭示较多的一般是人物传记、年谱、书信等。如陆键东的《陈寅恪的 最后20年》（三联书店1995年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往事与沉思”丛书系列、顾 潮的《顾颉刚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王学典等的《顾颉刚和他的弟子 们》（山东画报出版社2000年版）、于风政的《改造》（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等。） 但大多还停留在史料层面上，分析相对缺乏。本文试图以1951年为切面，考察唯物史观 派在这期间崛起的行程，并对这一时期的学术转型进行讨论，究其成因，衡其影响，进 而把握这个大转折时期的时代特征、学术特征。
    一
    唯物史观派主流地位在1951年前后的确立，与政权的鼎革密不可分。1949年新政权的 建立，为唯物史观派从异端走向正统、从边缘走向中心提供了坚实的政治支撑。此前， 由于马克思主义受国民党政权的压制和排斥，唯物史观派学者们的“文章多发表在当时 二三流的杂志上，著作多出版在影响不大的书店，著名大学根本没有他们的讲席。更重 要的是，他们的成果受到主流学术界的轻蔑”[1]（p3）。无论是从1943年成立的中国史 学会名单中，还是从1948年组成的中央研究院院士名单中，我们都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 点。1943年3月，中国史学会筹备会及成立大会在重庆举行，[2]（p207～208）其间罕见 唯物史观派学人。（注：在会上，顾颉刚任大会主席并当选为常务理事，另有傅斯年、 黎东方、朱希祖、陈训慈、卫聚贤、缪凤林、金毓黻、沈刚伯等当选为常务理事，吴敬 恒、方觉慧、蒋复璁等当选为常务监事，黎东方兼任秘书。）1948年3月，中央研究院评 选出第一届81位院士，[3]其中的人文组拥有28人（注：28人为吴敬恒、金岳霖、汤用彤 、冯友兰、余嘉锡、胡适、张元济、杨树达、柳诒徵、陈垣、陈寅恪、傅斯年、顾颉刚 、李方桂、赵元任、李济、梁思永、郭沫若、董作宾、梁思成、王世杰、王宠惠、周鲠 生、钱端升、萧公权、马寅初、陈达、陶孟和。28人中与历史研究有关的院士有胡适、 陈垣、陈寅恪、傅斯年、顾颉刚、余嘉锡等，基本上都是史料派代表性人物。），唯物 史观派只有郭沫若一人凭着在考古学及艺术史上的成绩才得以进入这个名单。仅仅几年 后，随着政权的更替，这两大学术机构被重新组建。1949年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中国 科学院学部正式成立于1955年6月，其下设有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与原中央研究院地位大 体相当，新的中国史学会则在1951年7月28日正式成立（中国新史学研究会筹备委员会19 49年7月在北平成立）。尽管新政权成立后组建的这两大学术机构与原来国民党统治时期 的两大学术机构基本相对应，但是这两个机构组成人员的名单却与原来有着天壤之别： 唯物史观派已经成为新学术机构的主宰力量，史料考订派则被边缘化。在科学院，唯物 史观派史家如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尹达、胡绳、胡乔木、刘大年等成为 学部委员（相当于“院士”），原来占主流的史料考订派的代表人物寥若晨星；在新史学 会，头面人物亦全是唯物史观派：郭沫若任主席，吴玉章、范文澜任副主席。新中国史 学会与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这两大学术研究机构的组建可以看做是学术控制权 易手的标志性事件。
    自1951年开始、到1952年基本告一段落的全国高等院校调整进一步使唯物史观派控制 了学术机构。其中最为典型的一个事例是翦伯赞出任院系调整后的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 。在1949年初，翦伯赞曾试图到燕京大学历史系执教，竟遭到冷遇，燕京大学历史系并 没有因为江山易鼎而对他的加盟表示欢迎--由此可见，虽然当时政权更替已是明显的 事实，但传统学人还仍然控制着这所大学的人事权，即便唯物史观派的代表人物也难涉 足。是年3月，遭到拒绝的翦伯赞只好改任该校社会学系教授。[4]（p11）随着新政权的 巩固，三年后，“前度刘郎今又回”，1952年10月翦由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一跃而成 为主要以原北大、清华、燕京三所院校传统学人为班底新组建的历史系的统帅，从此执 掌这个史学重镇达15年之久，后来还当上了北大副校长，地位变化之大之快，有如沧海 桑田。在此前后，唯物史观派及其他马克思主义学者如同翦伯赞一样纷纷出任大学历史 系主任、大学校长或者其他学术机构的负责人。（注：如，吴玉章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吕振羽先后任大连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东北人民大学校长，侯外庐先后任北京师范 大学历史系主任、西北大学校长，李达任湖南大学校长，王亚南任厦门大学校长，华岗 任山东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成仿吾任东北师范大学校长，杜国庠任中南师范学院院长 、嵇文甫先后任开封师院院长、河南大学校长、郑州大学校长，邓初民任山西大学校长 等等。）[5]（p128～132）有些唯物史观派头面人物不仅出任学术界要职，而且在政治上 获得了相当高的地位。例如郭沫若不仅始终位居科学、艺术两界首席，而且一直身兼国 家要职，在中央人民政府、全国人大等国家机构及各类协会、国际性团体组织中，任职 或兼职达十数个。唯物史观派对大学、研究机构领导权甚至国家权力机构的控制，为加 强对学术界的领导提供了组织上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