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武训传》运动刚告一段落，1951年9月下旬开始，一场轰轰烈烈的思想改造运动 又接踵而来。唯物史观派积极参与了这个运动。作为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在1951年 12月18日举行的该院思想改造学习运动动员大会上作报告，阐述了思想改造的重要性， 对错误思想作了详细的分析和批判。另一史家范文澜则在中国科学院研究人员学习会上 提出了知识分子改造自己的方法。[7]其他唯物史观派学人也纷纷凭借他们所获得的地 位，组织实施、推行思想改造运动。在运动中，旧的“剥削阶级”意识形态被清洗，新 意识形态空前地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力，唯物史观派的主流地位也得以进一步确立。但运 动给学术界带来的负面影响也不可低估：将学术与政治斗争纠缠在一起、不同的观点动 辄被上纲上线，窒息了学术讨论多方面、多角度、多层次的深入展开和正常进行，日益 使学术研究简单化、教条化、公式化--从根本上说，实际上也禁锢了唯物史观自身。 尽管名义上确立了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但唯物史观已被教条化，其内在的实事求是的 原则变成了主观主义、形而上学的视角，唯物史观原本具有的与时俱进的品格、活力不 复存在，理论的创新、发展已经不再可能。
    三
    在1951年7月中国史学会正式成立的大会上，郭沫若概括当时史学界初步转变方向的六 大表现时，第一条即是：“大多数的历史研究者已经逐渐从旧的唯物史观转向为新的唯 物史观。”[8]郭沫若的概括表明，马克思主义史学主导地位的确立已经初步实现。经 过理论灌输与思想改造，唯物史观派主导地位最终完全确立，大多数史学工作者开始以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指导研究工作，原来分散的研究力量被纳入到唯物史观史学的 轨道上来。在新中国成立前已颇有成就的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如郭沫若、范文澜、翦 伯赞、吕振羽、侯外庐等，这时除了直接宣传、阐释唯物史观外，也继续以唯物史观为 指导从事具体的史学研究。原来的一些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也逐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 的理论和历史研究法，他们的史学研究也进入了新的境界。这样，由一批马克思主义史 学家作为中坚，又有一批初步掌握唯物史观的原传统学人的加入，犹如涓涓溪流汇成滚 滚江河，马克思主义史学呈现出一派蓬勃发展的景象。最具有代表性的便是自50年代初 开始盛开在史坛上的“五朵金花”等重大史学问题的热烈讨论。不同见解的交锋与切磋 ，促进了史学界学术空气的活跃和史学研究水平的提高，为中国史学研究提供了一大批 “生长点”，史学研究的领域大范围拓展，许多断代史、尤其是近代史的研究逐步展开 ，世界史研究亦开始起步。
    农民和农民战争史首次成为史学家最为关注的对象之一。1950年是义和团运动50周年 ，中国史学会编辑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九种《义和团》作为丛刊的第一部先行 编辑，由时任燕京大学教授的翦伯赞主持，不久即告竣工，1951年3月交付上海神州国 光社出版，凡150余万字，分为4大册，这是整套丛刊中出版最早的一部。1951年适值太 平天国革命100周年，1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纪念太平天国革命百周年》的社 论，北京、南京、上海等地都相继举办各种座谈会、展览会。与此同时，对太平天国资 料的整理出版、史迹调查、文物发掘等工作也都全面展开，1952年，《中国近代史资料 丛刊》之《太平天国》8大册也交付出版。在唯物史观派的倡导下，农民战争史成为20 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界的“中心问题”[9]（p217）。“新中国历史研究由于强调了中国 农民的革命性以及他们在促进社会变革上的推动作用，从而‘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历史 的语言’，建立了评估和重视中国过去历史的标准”[9]（p222）。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唯物史观派在40年代中后期即已出现的“逐步向史料学派长期盘 踞的阵地挺进”[1]（p137）的趋势的基础上，聚拢传统学人进行史料整理、古籍校订， 为学术史留下一笔财富。这一业绩的代表性作品便是《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以下简 称《丛刊》）。《丛刊》的组编工作自中国史学会筹建之初就开始酝酿，具体主要由范 文澜、翦伯赞负责。他们出面组织了一批传统学人做编辑。他们根据毛泽东在《改造我 们的学习》中提出的关于研究近百年的中国史的任务，首先组织北大、清华、燕京和其 他各方面的力量编辑《丛刊》。唯物史观派在《丛刊》的编辑过程中给予史料考订派以 充分的支持与尊重，发挥了他们的特长。在翦伯赞的推荐下，范文澜亲自到传统学人聂 崇岐家中邀请他出山到历史研究第三所资料编辑室任研究员，主持相关资料的编辑工作 。传统学人齐思和在“1953年，应中国史学会副会长范文澜之邀，承担了鸦片战争时期 历史资料的编辑”。[10]在唯物史观派的信赖与支持下，擅长史料工作的传统考订派学 人在新环境中又有了用武之地，他们工作起来格外勤奋。《丛刊》是由唯物史观派牵头 编辑的，其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共12个选题，明显地是在唯物史观的近代史 框架下开设的，然而其编辑原则却带有强烈的史料考订派的治学特点，披沙淘金、集腋 成裘，资料翔实，奠定了此后整个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基础。论者指出：“《中国近代史 资料丛刊》这一大型资料书的出版，可以说，既承当年《食货》的传统，又与史语所工 作旨趣不悖。而规模之大，考订之精审，则为他们所不敢想望。”它的编辑出版是“19 49年后唯物史观派史学对整个中国史学史所作出的最巨大贡献之一”。[4]（p31）两大学 派在史料收集、整理的过程中加深了理解，密切了关系，后来还联袂进行了《资治通鉴 》的校点工作和清人杨守敬之《历代舆地图》的改绘工作。《历代各族传记汇编》、《 中国通史参考资料》等大型资料丛书及《中外历史年表》等工具书的出版，也是两大学 派共同努力的结晶。两大学派合编的许多史料丛书至今仍为研究者案头所必备。1983年 ，当时在学术界占有重要位置的黎澍在一篇总结文章中谈“解放以来，我国历史学取得 了显著的成就”时，所举例证便是：“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和许 多专题资料的编辑和出版，《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的标点重印，外国历史名著的翻译 等等，都为历史研究工作提供了便利。由于做了大量整理资料的工作，历史著作的出版 也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可以说，在我国社会科学各学科中，历史学研究的成果是比 较丰硕可观的。”[11]在80年代初的那种环境下，黎澍即对五六十年代那么多的学术争 鸣未置一词，却描述了一番史料整理、古籍整理的成就，可见50年代的资料整理工作在 学人心中的地位。在意识形态语境下进行的这些学术努力，是50年代初期的学者们留给 后人的一笔珍贵遗产。
    两大学派的合作并非偶然。这种合作固然有外力的影响，但从学术史发展的逻辑角度 看，唯物史观取得史学发展的主导地位也确实有其合法性。20世纪初，中国古典史学终 结，新史学思潮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中应运而生，诸多史学流派各有擅场，史学走 上艰难的近代化历程。以“史料考订派”为代表的近代史学与二千年的古典史学相比， 无论是在历史观点上，还是在内容上、编纂形式上、传播途径上，都有自己的特点，也 取得了重大成绩，但是“从总体上看，中国近代史学呈现出两种情形，一种是进化论史 观发展到一定地步，便显现出其无力的一面；而新考据学又限制了研究的深化，特别是 对中国历史总过程无法作出明确的阐释”[12]（p53）。二三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迅速传播，唯物史观风靡一时，给中国史学带来新气象。唯物史观带来一种崭新的学术 研究范式，它在理论创新、视角转换、领域拓宽方面都给中国历史学带来新的活力。无 论是在对历史发展过程的全面理解上，还是在对问题探索的深度上，或是在观察问题的 角度上，唯物史观史学都有新的建树，其影响是革命性的。但由于政治关系，唯物史观 派与史料考订派这两个学派之间最初水火难容。40年代中后期，二者之间有了互动的蛛 丝马迹，[1]（p92～140）唯物史观派史学逐渐获得了主流学术的一定认可。中共政治、 军事上的胜利，证明了唯物史观的“真理性”，为唯物史观升居主导地位提供了雄辩的 事实依据。再加上政权与主导意识形态的强力整合，史料考订派遂与唯物史观派一同在 “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完成了形式上的统一。正是因为有这种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所 以在50年代初期，学术界才可能出现两大学派携手并进，共同进行史料搜集、汇聚、整 理，共同开拓新课题的合流倾向。这种联手开启了史学研究的新方向，如果没有后来的 外界社会压力来干扰，这一学术路向的发展前途将不可限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