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观派在掌握学术机构领导权的同时，还创办、控制了种种新的学术期刊。学术 期刊是学术流派的阵地、喉舌，对于繁荣学术、检验研究成果至关重要。唯物史观派为 “建立起一种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的新的学术范式”[6]，积极创办了 种种新的学术期刊。1951年是史学期刊创办的“旺季”。是年1月，河南大学校长嵇文 甫带领部分同仁发起创办了《新史学通讯》（1957年1月易名为《史学月刊》）；同月， 《历史教学》在天津创刊；5月，由山东大学校长华岗及一部分同仁创办的《文史哲》 问世。这三家至今在国内享有盛誉的杂志在创办时期都有着强烈的以灌输唯物史观为己 任的使命感。它们发表了大量阐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理论和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研究具 体历史问题的文章，成为史学界交流研究成果和教学经验的主要阵地。尽管创办时期也 有种种困难，但由于它们满足了除旧布新的需要，很快便得到发展，一路飘红，后来成 为史学界诸多刊物的领头羊。当时在史学界较有影响的刊物还有《学习》、《新建设》 （两刊皆创办于1949年）、《历史研究》（创办于1954年）等。这些期刊直接成为执政党在 思想文化领域、学术领域进行思想灌输的得力媒体，不同程度地介入了意识形态转换过 程，参与了新意识形态的构建，成为在学术界推动观念转变和话语转换的工具，对广大 学人掌握以唯物史观为主要内容的马克思主义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它们还发动了一波 又一波的理论争鸣，催产了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一系列新课题，为20世纪后半期唯物史 观派的学术研究提供了平台。
    唯物史观派对于学术机构领导权和学术期刊经营权的掌握和控制以及社会政治经济地 位的提升，决定了他们在学术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使他们成为在学术界确立新意识 形态的主导地位、推动观念转变和话语转换的中坚力量。
    二
    在全国范围内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权威地位，为新社会制度的合理性提供有力的理论论 证与精神支持，是新政权面临的重要任务之一。唯物史观派史学家们凭借他们所处的有 利地位，顺应这种需求，积极参与了新意识形态的构建过程。
    新意识形态的构建首先是从全国规模的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运动开始的。在新政权 的推动下，全国掀起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热潮。当时许多地方的学习都是首先从社 会发展史--历史唯物主义入手的，这对于史学界来说，更具有突出意义。为了配合学 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著作大量出版，以苏联为主的社会主义 国家的不少论著也被翻译进来。唯物史观派在投入学习运动的同时，还大力从事新意识 形态的传播工作。这主要体现在对毛泽东相关论点的阐发方面。1952年底以前，《毛泽 东选集》出版了前三卷，尤其是1951年前后《实践论》、《矛盾论》的重新发表，（注 ：先后发表于《人民日报》1950年12月29日、1952年4月1日。）对从事研究工作的学人 影响尤大。在学习毛泽东著作的过程中，史学家们结合专业，积极诠释、解说毛泽东的 史学理论。《毛泽东思想与历史科学》、《遵循着毛泽东思想前进》这类文章在当时报 刊上比比皆是。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集中阐发了他对中国历史的基本观 点，是史学界学习的重点篇目。在新政权的推动和唯物史观派的大力倡导下，毛泽东对 历史的相关看法逐渐成为覆盖、支配史学界三四十年的规范性观点。毛泽东一向关注思 想文化领域的动态，对史学的兴趣尤为浓厚，他虽然不是职业学者，但作为具有渊博知 识的革命家、政治家，在现实斗争的背景下来观察、把握问题，见识卓然，对学术界启 发良多。但一旦将其视为覆盖、支配学术界的一言九鼎、不可移易的规范性观点，成为 最终评判标准，也抑制了学术界的自由呼吸，带来不少问题。
    阶级斗争观点是贯串毛泽东全部历史理论的主线，这一观点在史学界得到了大力贯彻 。此外，唯物史观派强调“人民是历史的主人”，倡导从人民的立场出发治史，对群众 观点、劳动观点、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精神等一系列观点进行大力宣扬。他们密切关注 现实政治生活，积极参与并强调形势政策教育，培植爱国主义情绪。1951年，抗美援朝 运动、土改、镇反、三反、五反等各项运动接二连三地展开，在这种大背景下，唯物史 观派学人们先后撰写了一批赞扬各国人民民族解放斗争，赞扬社会主义国家成就，揭露 美国侵朝真相，揭露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侵略的文章和著作。“劳动创造历史”、“人 民群众创造历史”及爱国主义精神的宣传，变革了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的旧史学，增强了 民众的自信心和民族独立的观念，调动了民众建设国家的巨大热情。
    唯物史观派学人对新意识形态的正面传播是全国范围内意识形态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化，对广大学人掌握唯物史观起了有力的推动 作用，拓展了观察问题的视角，促进了思想方法的改善、思维水平的提高和重视理论的 风气的形成，催产了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一系列新课题。这对史学界来说具有理论变革 与学术课题变革的意义。同时必须指出的是，大规模的理论灌输也带来不可忽视的负面 影响。由于肩负了过多的意识形态使命，在理论灌输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把学术变成宣 传工具的倾向，将学术的任务简单化为给经典作家作注解。这至少存在两个问题。一方 面，理论探索都是在既定框架下的思考，史学研究受到了教条主义的严重束缚，越走越 窄，极端者甚至陷入寻章摘句、片面注解个别论断的死胡同。另一方面，尽管解说是小 心翼翼的，但是被注释者可能并不领情。例如翦伯赞在对毛泽东的观点疏注发挥时采用 了“让步政策”一说，但毛泽东后来却否定了翦的这一发挥，成为翦后来惹来祸端的重 要“罪证”。[4]（p71）热心的阐释却结出苦涩的果实，这不能不让人深思。
    在构建新意识形态的过程中，必然伴随着对旧意识形态的摧毁。“批判《武训传》” 、“思想改造”等运动使1951年成为政权更替后学术界的第一个真正的“多事之秋”。 唯物史观派在积极向学术界输送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也努力参与了对“资产阶级唯心主 义思想”的旧学术的清算。
    1951年春夏之际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的批判《武训传》运动是1949年后直接涉及到学术 界的第一场批判。武训是个历史人物，批判《武训传》史学界首当其冲、责无旁贷。唯 物史观派学人成为大批判运动的重要参与者。在这场运动中，郭沫若处境比较尴尬。19 50年8月，他曾为上海万叶书店出版的《武训画传》题签书名，并认为“武训的出现是 一个奇迹”。当毛泽东主笔的社论发表、风向逆转后，郭作为社会科学界的“一把手” 、史学界的领军人物，只好低头认错。他先后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两篇检讨：《联 系着武训批判的自我检讨》（6月7日）和《读<武训历史调查记>》（8月4日）。在前文中， 郭沫若检讨了自己为《武训画传》题名的“错误”，反思自己由于对武训的真相“不曾 加以研究”，所以“容易为一些表面上的刻苦行为所蒙蔽”，下定决心痛改自己“不负 责任的小资产阶级的老毛病”。在后文中，郭沫若除了对附和歌颂武训而再进行自我反 省外，不能不对自己负责领导的“文化界和教育界”出“问题”而承担责任，对自己曾 “附和过”歌颂武训“重新再检讨一次”。郭沫若的自我批评对促进批判《武训传》运 动的深入开展具有示范作用，其他唯物史观派学人也先后表态。如翦伯赞在《学习》4 卷5期（6月出版）上发表了《我对电影<武训传>的意见》，范文澜在《人民日报》（7月6 日）发表《武训是个什么人，为什么有人要歌颂他？》等文，先后对《武训传》和武训本 人进行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