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年鉴学派转向了历史人类学。雅克·勒高夫在《新史学》中论述史学的前途时提出了三个假设，其中之一是：“或许是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这三门最接近的社会科学合并成一个新学科。关于这一学科保罗·韦纳称其为‘社会学史学’，而我则更倾向于用‘历史人类学’这一名称。”（11） 同时，历史人类学的出现也导致了研究重点的转移，其结果扩大了研究主题的范围，使历史学家摆脱了传统政治史研究的桎梏。历史学家开始关心“最容易影响到家庭生活、物质生活条件以及基本信念这样一些制约人类的因素所发生的物质变化和心理变化”。（12） 历史学家不仅关注人的日常生活，研究人的饮食起居、姿态服饰、风俗习惯、技艺和文化，同时还强调关注边缘性的、地方性的、弱势群体的声音，即自下而上的历史（history from below）。这种强调关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的历史观带有强烈的人类学的旨趣和研究方法，是历史人类学的主要特征。
    勒华拉杜里也极力倡导历史人类学的方法，他在1973年法兰西学院的就职演讲中提到：“历史学家靠手中的检索卡片去阅览无数的档案和有关社会事实的原始资料，就像人类学家不厌其烦地对他所研究的那个社会中的成员提出问题并把一切都记录在笔记本中一样。”（13）《蒙塔尤》正是一部历史人类学的典范。
    从《蒙塔尤》的结构中，我们就可以发现很强的人类学痕迹。勒华拉杜里曾在美国短期逗留过，在那儿他接触了研究村庄的人类学。《蒙塔尤》正是“依照人类学家常常撰写的社区研究的方式，将嫌疑人向审问人提供的信息进行重新编排”。（14） 我们可以将《蒙塔尤》与中国社会学家杨懋春的文化人类学社区研究著作《山东台头--一个中国村庄》进行比较。杨懋春没有描述“社区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方面--经济、社会、政治、宗教、教育”，而是“以初级群体中个体之间的相互关系为起点，然后扩展到次级群体中初级群体之间的相互关系，最后扩展到一个大地区中次级群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台头村，家庭是初级群体，村庄是次级群体，大地区是乡镇。根据这一研究路径，作者“首先描述自然环境、社会类型、社区中的人、人们的谋生手段以及生活水平，这样读者首先看到的是作为静态社区的村庄”。（15）
    同样地，勒华拉杜里在《蒙塔尤》的第一部分中着力描写了村庄的生态，即“考察了村子、土地和社会的全貌”。在这里，勒华拉杜里继承了年鉴学派的传统，首先叙述蒙塔尤的自然环境、经济形态以及政治结构。
    在描写了村庄的自然环境之后，两位作者都将目光聚焦于家庭。尽管13世纪末14世纪初的蒙塔尤和20世纪上半叶的台头是两个在时空上完全不同的村庄，但是它们的社会基础都是“家庭”。杨懋春指出，台头村社会生活的基础是“家庭中个体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与家庭生活相比，村庄生活的重要性要小得多。（16） 勒华拉杜里也提到，在一般居民心目中，“‘家’在情感、经济和门第方面是至关重要的”（第42页），正是“家”的观念“把乡村的社会、家庭和文化生活统一起来”。家庭的重要性也体现在了异端“在上阿列日和蒙塔尤形成和重建的过程中”（第43页），异端传播是以家为单位，“像跳蚤一样从一户蹦到另一户，从一家跳到另一家；异端学说扎下根后，信徒的家便成为它的基地”（第44-45页）。因此，家庭构成了宗教信仰的基本单位，一个农民提到“异端一旦传入一个家，它就会像麻风一样扎根四代之久，或者永远存在下去”（第44页）。同样，天主教的发展也依靠家庭。
    我们可以看到，《蒙塔尤》（尤其是第一部分）和《山东台头》在内容安排上是很相近的，而两者的差别仅仅是资料来源的不同。《蒙塔尤》的资料是宗教法庭的档案，而《山东台头》则是“从一个在此社区长大并经历了所描述的大部分社区生活的参与者的视角进行描述”。（17） 勒华拉杜里通过这些历史文字资料，“深入观察了‘我们失去的世界’，以及在这个‘旧日美好年代’中生活的庄稼汉们”（第1页）。
    下面我们就以蒙塔尤的小集团冲突这个例子来说明《蒙塔尤》的历史人类学方法。
    无论是杨懋春还是勒华拉杜里，他们在描写了初级群体（家庭）之后，都扩展到次级群体（村庄）中初级群体之间的相互关系，而这最典型地体现在小集团的冲突之中。
    在蒙塔尤，存在着两个相互对立的集团，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克莱格的小集团及其同盟者，这个小集团势力很大，“几乎足以单独充当全村本地人社会的化身”（第410页）。克莱格小集团在蒙塔尤的霸权是来源于卡尔卡松宗教裁判所的支持，但是随着帕米埃主教雅克·富尼埃的介入，克莱格家人“在当地组织的控制和保护体系开始出现裂缝”（第414页）。双方的焦点是关于什一税的征收问题：克莱格家族长期以来一直凭借着收税人的身份，减轻什一税对村民的冲击，但是富尼埃上任后就要求严格征收什一税。因此，富尼埃的行为在客观上就破坏了克莱格家族的权力。
    蒙塔尤的另一个小集团是阿泽马小集团，相对于克莱格集团，他们的势力较小。这个小集团的成员受到富尼埃主教的支持，他们“成功地在村子里组成了一个朋友和同谋的网络，在一段时间里与克莱格小集团唱对台戏”。两个集团为了巩固优势，采取了相同的策略，包括：“交换小礼物、相互帮忙……乃至交换老婆”（第418页）。
    可见，蒙塔尤的冲突牵涉四方的利益：克莱格小集团、阿泽马小集团，以及支持它们的卡尔卡松宗教裁判所和帕米埃主教。一方面，两个小集团有了教会势力的支持才能在村中占有优势地位；而另一方面，卡尔卡松宗教裁判所和帕米埃主教“通过夹在中间的小头头达到他们的目的”（第421页）。
    在勒华拉杜里之前，已经有其他学者关注到了这份档案，勒华拉杜里的原创性在于他采用了人类学的方法，“他试图撰写人类学意义上的历史社区研究--不是某一特定村落的历史，而是借助居民自身的话，对这一村落进行描绘及对村落代表的大社会进行描绘”。（18） 正是由于勒华拉杜里采用了人类学的方法，拓宽了研究的视角，使得他关注的并不是档案中传统史学的内容，他将蒙塔尤的档案视为“有关村落、农民和民众的文化与社交的丰富资料”，而这里的“文化”是指“人类学家所说的总体含义上的文化”（第1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