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蒙塔尤》与心态史
    就广义的心态史而言，即注重人类心灵、思想与情感层面的研究取向，可以说一直存在于西方的史学传统之中。伏尔泰的《路易十四时代》、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赫伊津哈的《中世纪的衰落》以及诺贝尔·阿里亚斯的《文明的进程》都算是心态史领域早期的杰出代表。
    心态史学的传统也体现在年鉴学派第一代的历史学家身上，如吕西安·费弗尔的《十六世纪不信神的问题--拉伯雷的宗教》（The Problem of Unbelief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The Religion of Rabelais）和马克·布洛赫的《国王的奇迹》（The Royal Touch）。但是，正如菲利普·阿里埃斯（Philippe Ariès）所指出的，在这一时期“心态这一领域还未与经济领域或社会经济领域很好地区分开来”。（19） 到了第二代史学家布罗代尔那儿，心态史虽并未被完全忽视，但是“被降格至年鉴派事业的边缘”。（20） 费弗尔的另一位弟子罗伯特·芒德鲁（Robert Mandrou）则继承了集体历史心理学的传统。芒德鲁认为，心态史是人对世界的各种看法的历史，包括心智的领域和情感的领域。（21） 同时，也有其他一些法国历史学家将注意力集中于心态史上，例如菲利普·阿里埃斯将研究兴趣转向特定文化看待和区分儿童、死亡等问题的方式。
    到了年鉴学派第三代历史学家时，心态史成为一种研究风潮，它旨在“研究社会实践的非意识层面，以及某一时期或社会群体无意识的集体思想”。（22） 雅克·勒高夫、乔治·杜比和勒华拉杜里等年鉴学派第三代历史学家主张新的史学研究趋向，他们探索的“是在一个社会经济的语境中民众的态度”，（23） 注重于“对态度、行为举止以及人们称之为‘群体无意识’层次的研究”。（24） 尽管这些历史学家研究的主题很多仍是传统的人口史和经济史的主题：家庭、教育、性、死亡等，但他们是“以一种新的眼光、以一种不同于以前的标准来重新阅读”。（25）
    勒华拉杜里早年追随布罗代尔的研究路径，将研究兴趣集中在人口史，但他很快就转向了心态史。如菲利普·阿里埃斯正确指出的：“心态史就由于历史人口学而获得了复兴”，因为历史学家试图研究人口数字背后所体现的人们“对生命、年龄、疾病、死亡等现实的态度”。（26） 勒华拉杜里在《朗格多克的农民》中，不仅描绘了他们的物质生活状况，还分析了他们对生活和死亡的看法，他们在瘟疫面前的忧虑和恐惧。如果说《朗格多克的农民》只是勒华拉杜里对心态史的初次尝试，那在《蒙塔尤》中勒华拉杜里则将心态史研究表现得淋漓尽致。
    《蒙塔尤》的第一部分是关于蒙塔尤的生态（其基础是家庭），而第二部分就是关于蒙塔尤的心态。在这一部分中，作者“不再从住家和窝棚等领域做面上的考察”，而是深入研究蒙塔尤的社会文化，“努力探讨一个充斥日常生活的颇有讲究的各种举止”，以及研究当地人的爱情生活、性生活、夫妻生活、家庭生活和人口问题（第194页）。
    勒华拉杜里首先研究了蒙塔尤人的举止、激情和爱情，然后研究了死亡、文化和小集团冲突，之后研究了时空观念和对自然的态度，最后作者研究了蒙塔尤人的信仰。蒙塔尤人的信仰是受制于彼岸世界的，因而拯救灵魂是很多人最关心的事，正如萨巴泰的一位村民所说：“我对于上帝的全部了解，就是他是为了拯救我们才存在的”（第641页）。因此，人间的家和彼岸世界的天堂成了蒙塔尤社会的两极，但是对于大多数信奉异端的蒙塔尤人来说这两极是无法调和的，存在着明显的张力，“一个人不可能既要家又要拯救灵魂，两者只能舍一保一”（第642页）。
    下面我们以时间观念为例来展现勒华拉杜里的心态史研究。吕西安·费弗尔在《十六世纪不信神的问题》一书中最先使用了“心态工具”一词，这后来为年鉴学派第三代历史学家所继承。雅克·勒高夫在《中古时代教会的时间和商人的时间》一文中就指出：中世纪时的人“已经具有一种文化与一种完整的心态工具来思考各种有关职业的问题以及这些问题在社会上、道德上、宗教上的影响”。（27） 勒高夫试图分析，在12世纪西欧激烈的社会变迁中，“心态结构的震荡如何在思想的传统形式里造成裂痕，以及相连于新的经济社会条件的精神性需求，如何填入了这些裂缝及引起回响”。（28） 其中，最主要的是时间观念的变化。中世纪的时间是教会的时间，“按着宗教崇拜仪式而进行，由敲钟来宣布时段，而时段得靠不准确及因季节而变的太阳钟来指示，有时又靠粗糙的漏壶时计来度量”。商人的活动在开始时也是顺应这种教会的时间，但是随着商业的发展，教会的时间被“商人及工匠因世俗的需要而更准确地度量出来的时钟时间”所取代。（29）
    勒华拉杜里在《蒙塔尤》中也研究了这一心态工具--时间观念。蒙塔尤人并不依靠教堂的钟声来准确区分时间，他们通常用与进餐有关（如中饭、晚饭、点心、正餐等）来描述时间；表示白天的词语部分地带有天主教色彩（如日课经第三时、午前祷告、晚祷等）；而表示夜间时间的则几乎完全是世俗的词语，只能利用视觉、物候和听觉（如太阳落山以后、头一觉睡醒的时候、鸡叫三遍的时候等）（第430页）。表示一年中的不同时期，会利用物候或农业活动，但主要是依据教会的活动，尤其是教会的纪念日，“在蒙塔尤和上阿列日地区，万圣节、圣诞节、狂欢节、封斋节、圣枝主日、复活节、圣灵降临节、耶稣升天节、圣母升天节、圣母诞生日、圣十字架瞻礼日等等，组成了一个完整的周期”（第433页）。因此，在上阿列日地区，一年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圣诞节到圣灵降临节，第二个时期从圣灵降临节到万圣节。可见，蒙塔尤人的时间概念是模糊的，“人们的时间心态还停留在墨洛温王朝时代，与图尔的格里哥利或传说中的作家弗雷代盖尔所使用的记时方法十分相近”（第436页）。在这样的时间观念中，蒙塔尤是个没有历史的村庄，当地的居民“生活在既与过去割裂又与将来没有联系的一个‘时间的孤岛’上”（第441页），“这个村子走过了漫长的岁月，却没有历史，只有许许多多的故事，从建立村子直到当代的故事”（第643页）。
    不仅年鉴学派的史学家关注时间观念，人类学同样也关注这个问题，例如，英国人类学家埃文思-普里查德在《努尔人》中就研究了非洲努尔人的时间观念。埃文思-普里查德将努尔人的时间概念分成两类：生态时间和结构时间。每天的计时钟表则是“牛钟表”（cattle clock），即“放牧任务的轮回次数”，“把牛从牛棚牵到畜栏、挤奶、把成年牛群赶往牧场、挤绵羊和山羊奶、赶着羊和小牛去牧场、清扫牛棚与畜栏、把羊群和小牛赶回家、成年牛群返回、挤夜奶、把牲畜关进牛棚”。可见，努尔人通常用这些活动来与事件协调起来，而不是参照太阳运行的轨迹，因此人们会说：“我将在挤奶的时候回来”，“当小牛回到家时我就出发”等。（30） 生态时间的最大单位是年，而较长的时间段则是结构性的，因为它是“群体之间相互关系的反映”，因此是“由结构关系所决定”。（31）
    尽管蒙塔尤的居民和努尔人生活在不同的时空之中，但我们可以发现他们在时间观念上的相似，都是含糊的、不明确的，通常是由自然变化和农业活动来估算的。另一方面，从这个例子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心态史与人类学的密切关系。虽然人类学家并没有使用“心态”一词，但是却与历史学家不谋而合，显见人类学对历史学的影响。
    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表明了年鉴学派从经济研究到心态研究的转向，这一过程被称为“从地窖到顶楼”，伏维尔高度评价道：“今天他（勒华拉杜里）对蒙塔尤地区的研究已生动地表明他把握了整幢建筑：从地窖到顶楼，即从土地结构到乡村集体心态中最为复杂的种种形式”。（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