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斌的第二封信，直接与黄宗羲的《移史馆书》相关，好在文字不多，为有便讨论， 谨全文过录如后：
    六月十一日得接二月台函，读这如侍几席，不胜欣忭。弟学无原本，先儒心传不能深 究，独有慨于世之学者，不务心得，党同伐异，一唱百和，如未见人之形影而褒讥其妍 媸，亦无当矣。于先儒本无加损，但恐后生迷于趋向，正学日晦，故拙序稍稍及之。至 于蕺山先生学术精微，未能窥测万一，方敬听斧削，过承奖借，愧甚愧甚。读《论理学 传》书，辩论精详，至当不易，与鄙见字字相合。四年以来，与同事诸公谆谆言之，主 持此事者，皆当代巨公名贤，弟生长僻陋之乡，学识不足动人，争之不得。今得先生大 篇，益自信所见之不谬矣。此何等事，而以私见行之，可怪也。路远不能常奉德音，《 南雷文案》刻成，便中见示一册，朝夕讽诵，如聆欬謦感当何如。临楮不尽依 依。①（注：黄宗羲：《黄梨洲文集》附录十九，第521至522页。）
    这封信主要谈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是对先前所撰《蕺山学案》序，因为得到黄宗羲的 赞许而表示感激；第二件事便是充分肯定黄宗羲的《移史馆书》。就全篇的内容而论， 此信与前信撰写时间相去不远，所以信首所云“六月十一日得接二月台函”②（注：黄 宗羲：《黄梨洲文集》附录十九，第521页。），当为康熙二十一年六月，汤斌在京中接 到黄宗羲当年二月的信。笔者之所以做出如此判断，还有信中的另一重要依据，即“读 论《理学传》书，辩论精详，至当不易，与鄙见字字相合，四年以来，与同事诸公谆谆 言之，主持此事者皆当代巨公名贤，弟生长僻陋之乡，学识不足动人，争之不得。今得 先生大篇，益自信所见不谬矣。”③（注：黄宗羲：《黄梨洲文集》附录十九，第521至 522页。）据考，汤斌入史馆予修《明史》，时间为康熙十八年三月④（注：《清圣祖实 录》卷八十，康熙十八年三月甲子。），至康熙二十一年六月，汤斌供职史馆恰好四年 。
    根据以上所考，我们似可判定，黄宗羲《移史馆书》，其撰写时间为康熙二十一年二 月。
    写到这里，读者或许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如果黄宗羲的《移史馆书》撰于康熙二 十一年二月，那么徐乾学的《憺园集》所载《修史条议序》，何以成文时间晚于康熙 二十一年？
    的确，就《修史条议序》的上下文看，该文应成于康熙二十三年春。据云：
    《明史》开局，院长叶公，属同舍弟中允预修之役，时舍弟都御史为监修，辞于院长 ，弗允。因日夜搜罗群书，考究有明一代史乘之得失，随笔记录，以示同馆诸公。未几 ，中允以疾去，叶公下世。某被命同学士陈、张二公，侍读学士孙公、侍读汤公，暨门 人王庶子为总裁官。而舍弟罢柏府之职，留领史事，益以向所讨论者详为商榷，得六十 一条存之馆中，庶几相与整齐慎核，以成一代之信史。⑤（注：徐乾学：《憺园集》卷 十九，《修史条议序》。）
    徐乾学文中所云，徐秉义因病返乡，叶方蔼病故，皆为康熙二十一年四月事⑥（注：《 清史列传》卷九，《叶方蔼传》；卷十《徐秉义传》。）。而张玉书、孙在丰、汤斌、 王鸿绪、徐乾学等人出任《明史》馆总裁，也是康熙二十一年六、七月事⑦（注：《清 圣祖实录》卷一○三，康熙二十一年六月乙未、七月壬申。）。至于徐元文罢任左都御 史，则已在康熙二十二年十二月⑧（注：《清圣祖实录》卷一一三，康熙二十二年十二 月丙辰。）。不过徐乾学又云，先前应叶方蔼之请入史馆修《明史》，已经“日夜搜罗 群书，考究有明一代史乘之得失，随笔记录，以示同馆诸公。”⑨（注：徐乾学：《憺 园集》卷十九，《修史条议序》。）此番只是“益以向所讨论，详未商榷”⑩（注：徐乾 学：《憺园集》卷十九，《修史条议序》。）。因此徐氏兄弟拟立理学传的提议显然时 间要早得多。
    关于这一点，可以朱彝尊的《史馆上总裁第五书》为证：
    昨过高斋，值阁下他出，阍者延客座，案有阁下手疏史目，盖体例初稿。取而诵之， 有儒林传，又有道学传。阁下讲明正学，探洛、闽之渊源，欲为道学立传，固宜。然彝 尊窃以为不必也。传儒林者，自司马氏、班氏以来，史家循而不改，逮宋王撰 《东都事略》，更名儒学，而以周、张、二程子入之。元修《宋史》，始以儒林、道学 析而为两，言经术者入之儒林，言性理者别之为道学，又以同乎洛、闽者进之道学，异 者置之儒林。其意若以经术为粗，而性理为密，朱子为正学，而杨、陆为歧途，默寓轩 轾进退予夺之权，比于《春秋》之义。然六经者，治世之大法，致君尧、舜之术，不外 是焉。学者从而修明之，传心之要，会极之理，范围曲成之道，未尝有备。故儒林足以 包道学，道学不可以统儒林。夫多文之谓儒，特立之谓儒，以道得民之谓儒，区别古今 之谓儒，通天地人之谓儒，儒之为义大矣，非有逊让于道学也。且明之诸儒讲洛、闽之 学者，河东薛文清而外，寥寥数人。薛公立传，当在宰辅之列，今取余子标为道学，上 不足拟周、程、张、朱，下不敌儒林之盛，则莫若合而为一，于篇中详叙源流所自，览 者可以意得。此彝尊前书所云体例不必沿袭也。①（注：朱彝尊：《曝书亭集》卷三十 二，《史馆上总裁第五书》。）
    据清杨人谦所辑《朱竹垞年谱》，此事记在康熙十八年七月②（注：（清）杨人 谦辑：《朱竹垞年谱》，康熙十八年七月。）。这就是说早在康熙十九年以前， 徐乾学、徐元文兄弟即已提出《明史》应立《理学传》的四条理由，黄宗羲显然是在康 熙二十一年前读到史馆中传出的这份资料，才有他《移史馆书》的撰写。据笔者大胆揣 测，为黄宗羲带去这份资料的人，或许就是汤斌。所以黄宗羲的《移史馆书》才会通过 汤斌传入史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