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移史馆书》激起的反响
    康熙初叶，黄宗羲为主持学术风会的大师。其巨大的学术影响和深厚的史学素养，都 不是徐乾学、元文兄弟所能比拟的。所以康熙十九年二月，徐元文以《明史》馆最高监 修官的名义，向清圣祖上书，奏请召黄宗羲入京修《明史》。后经吏部议复称黄宗羲： “如果老病不能就道，令该有司就家录所著书送馆。”③（注：《清圣祖实录》卷八十 八，康熙十九年二月乙亥。）由此可见黄宗羲在朝野的重要影响。此时正值徐氏兄弟《 修史条议》初稿出，史馆上下一片混乱。正如毛奇龄所说：“此时道学一传龃龉未定， 遂置诸传于不问。”④（注：毛奇龄：《西河合集·文集》札子卷一，《奉史馆总裁扎 子》。）因此黄宗羲就理学传一事发表意见，而且言辞激烈，其影响显然非同一般。
    最先做出反应的是汤斌，他不仅当即致书黄宗羲，表示完全赞同黄宗羲的意见，而且 迅速将黄书出示史馆中人。据全祖望云：
    其论《宋史》别立《道学传》，为元儒之陋，《明史》不当仍其例，时朱检讨彝尊方 有此议，汤公出其书以示众，遂去之。⑤（注：全祖望：《鲒埼亭集》卷十一，《 梨洲先生神道碑文》。）
    康熙二十二年四月，汤斌利用在宫中讲学之便，把《明史》馆中的争议，婉转地禀报 给清圣祖。据《康熙起居注》记：
    斌对曰：“自周子至朱子，其学最为纯正精微，后学沉溺训诂，殊失程、朱精意。王 守仁致良知之学，返本归原，正以救末学之失，但语或失中，门人又以虚见失其宗旨， 滋后人之议。臣窃谓先儒补偏救弊，各有深心，愿学者识圣之真，身体力行，久之当自 有得，徒竞口语无益也。”上颌之。⑥（注：《康熙起居注》康熙二十二年四月初九日 ，中华书局1984年8月版，第986至987页。）
    而同样一件事，当时在史馆中供职的王士禛所记则更为明确：
    王文成为明第一流人物、立德、立功、立言皆踞绝顶。康熙中，开《明史》馆，秉笔 者訾謷太甚，亡友叶文敏方蔼时为总裁，予与之辩论，反复至于再四。二十二年 四月，上宣谕汤侍读荆岘斌，令进所著诗文，且蒙召对。中有《王守仁论》一篇，上阅 之，问汤意云何？汤因对以守仁致良知之说，与朱子不相刺谬，且言守仁直节丰功，不 独理学。上首肯曰：“朕意亦如此。”睿鉴公明，远出流俗之外，史馆从此其有定论乎 ?①（注：王士禛：《池北偶谈》卷九，《谈献五·王文成》。）
    当然，依照徐乾学为官的跋扈，面对黄宗羲《移史馆书》的驳诘，他是不甘屈从的。 因此，康熙二十三年初徐氏增写《修史条议》小序一段，把《修史条议》定稿录存在箧 中，以待再议。同年八月，灵寿知县陆陇其应荐入都，徐乾学认为陆氏为笃尊朱子学的 名臣，力图争取陆氏支持他的立《理学传》的主张。结果大出徐氏意料之外，在《明史 》中立《理学传》的主张，同样为陆陇其所否定。陆氏就此致书徐乾学，据云：
    辱赐群书，展卷伏读，珠玑满目，俗吏胸襟，为之一洗。至蒙下询《明史·道学传》 ，陇其向虽好窃窥先儒绪余，然自汩没簿书以来，久矣茅塞，何足以议此！间尝见张武 承《读史质疑》云，《明史·道学传》可不立。初甚骇其论，潜玩味之。觉此言非孟浪 。尝窃因其意推之，史有特例，后人不必尽学。如司马迁作《孔子世家》，所以特尊大 成之圣，后世儒者，述孔子之道，不必尽列世家也。《宋史》作《道学传》，前史所未 有，盖以周、程、张、朱，绍千圣之绝学，卓然高出于儒林之上，故特起此例以表之， 犹之以世家尊孔子耳。后世儒者，述周、程、张、朱之道，不必尽列《道学传》也。非 必薛、胡诸儒不及周、程、张、朱，但作与述，则须有辨。道学未明，创而明之，此作 者之事也。道学既明，因而守之，此述者之事也。虽其间辟邪崇正，廓清之功不少，要 皆以宋儒所已明者而明之，初非有加于宋也。于《明史》中去此一目，以示特尊濂、洛 、关、闽之意，亦可以正天下之好作而不好述，未尝窥见先儒之源委本末，而急欲自成 一家者。且以道学二字论之，道者天理之当然，人人所当学也。既为儒者，未有可不知 道学，不知道学，便不可以为儒者。自儒林与道学分，而世之儒者，以为道学之外别有 一途，可以自处，虽自外于道，犹不失为儒。遂有俨然自命为儒，诋毁道学而不顾者。 不知《宋史》道学之目，不过借以尊濂洛诸儒，而非谓儒者可与道学分途也。今若合而 一之，使人知道学之外，别无儒者，于以提醒人心，功亦不小。尊道学于儒林之上，所 以定儒之宗，归道学于儒林之内，所以正儒之之实。《宋史》、《明史》相为表里，不 亦可乎？不识先生以为何如？②（注：陆陇其：《三鱼堂文集》卷五，《答徐健庵先生书 》。）
    陆陇其不仅反对立道学传，而且显然读过黄宗羲所作《移史馆书》，因此他与宗羲呼 应道：
    至以诸儒之学言之，薛、胡固无间然矣。整庵之学，虽不无小疵，然不能掩其大醇。 其论理气处可议，其辟阳明处不可议，薛、胡而下首推整庵，无可疑者。仲木、少墟、 泾阳、景逸守道之笃，卫道之严，固不待言。然其精纯，恐皆未及薛、胡。景逸、泾阳 ，病痛尤多，其于阳明，虽毅然辟之，不少假借，然究其实，则有未能尽脱其藩篱者。 其所深恶于阳明者，无善无恶一语，而究其所谓善，仍不出虚寂一途，言有言无，名异 实同。故其大节彪炳，诚可廉顽立懦，而谓其直接程、朱则恐未也。以《宋史》尊程、 朱之例尊之，亦不无可商。因承下问而妄言之，不自揣其非分也。③（注：陆陇其：《 三鱼堂文集》卷五，《答徐健庵先生书》。）
    至此，黄宗羲的《移史馆论不宜立理学传书》不仅得到陆、王后学的赞许，而且程、 朱后学亦有所呼应，对拟在《明史》中立《道学传》的提议予以明确否定。
    黄宗羲的《移史馆论不宜立理学传书》既是一篇关系到《明史》纂修的重要文章，又 是研究黄宗羲生平学行不可忽视的一段经历，前辈学者于此皆未做讨论。笔者的上述考 论实在只是一种尝试。根据笔者的考证，黄宗羲的《移史馆书》，应当写于康熙二十一 年二月。这封信针对徐乾学、徐元文兄弟的《修史条议·理学四款》，提出了强有力的 驳诘，从而使徐氏兄弟所议失去依据。由于黄宗羲的驳诘，论证周密，可信可据，因而 在史馆迅速激起反响，最终与朱彝尊、汤斌、毛奇龄、王士禛等史馆中人，乃至外官 陆陇其等殊途同归，形成否定《明史》立《道学传》的强大呼声。当然《明史》成书最 终未立《道学传》，其间原因很多。不能简单地归结为黄宗羲的这封信，但是勿庸置疑 ，黄宗羲的《移史馆书》在史馆内外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则是不可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