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先生（1890-1969），6岁起在家塾和家办学堂读书，得益于义宁陈门家学，打下国学基础。12岁至36岁间又多次飘洋留学，前后断断续续在日本、德国、瑞士、法国、美国，合计约有18年之久。一生治学广泛涉猎史学、文学、佛学、敦煌学、东方古文字学、比较语言学等许多学科，自称“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引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252页。），特别钟情于他界定为中国中古时期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历史。留下名著四稿一传，即《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寒柳堂记梦未定稿》和《柳如是别传》，以及104篇论文，还有近年陆续整理出版的《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万绳楠整理）、《隋唐史第一讲笔记》（杨联陞整理）、《陈寅恪读书札记·旧唐书新唐书之部》，大半是关于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的学术成果，为中国中古史研究开一代风气，贡献令世人瞩目。
    一
    国学和历史学，是陈寅恪对终身职业的崇高选择。前人尝说：欲灭其国，必先灭其史。先生更有振聋发聩的呐喊：“国可亡而史不可灭……[学术]实系吾民族精神上生死一大事者。”（注：《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同上书，317、318页。）诚是“文章存佚关兴废”（注：《广州赠别蒋秉南》，《寒柳堂集·寅恪先生诗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37页。），只要精神不死，国不可灭，一时败亡，也有复兴的机会。他不遗余力地阐述弘扬优秀民族文化、民族精神，事关国家兴亡的道理，呼唤大师巨子勇于担当关系民族盛衰、学术兴废的文化托命之人。他曾忠告：“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谓形而上之学）为根基”，担心将来中国若“专谋以功利机械之事输入，而不图精神之救药，势必至人欲横流，道义沦丧。”（注：《雨僧日记》，1919年11月14日，引自《吴宓与陈寅恪》，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9、10页。）主张“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引自《金明馆丛稿二编》，252页。）即一方面要开放，一方面要吸收改造，特别要警觉“吾国自日本、美国贩运文化中之不良部分”（注：读《僧传》眉批，引自《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83页。）。可见其呵护祖国文化的一片真情。而其所以“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的原因之一，亦在魏晋南北朝隋唐之世有以往中国历史上吸收外来文化（佛教学说）的惟一一次成功记录可资借鉴。
    殆因父祖两辈的挫折，陈寅恪先生不再涉足政治，学术研究始终恪守着与现实政治保持距离的原则。但处在民族危亡、文化破坏的历史关头，出于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他在学术研究中对种族和文化问题给予特别的关注，拳拳爱国之心溢于言表。而自1929年为王国维先生撰写的碑文，到1964年完成的《柳如是别传》，几十年中不懈地提倡“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史学家的人格尊严定位，并以残病之身，教书育人、笔耕不辍，用艰苦卓越的毕生实践，指示了一条追求心灵自由，摆脱御用学者卑微的传统角色，实现人生积极社会价值的道路。
    作为一位人格独立的学者，陈寅恪被海内外公认为20世纪的史学大师，倍受敬仰。
    二
    陈寅恪先生对中国中古史研究的贡献，首先在于创立了以士族门阀兴衰为背景，认识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政治社会演变的理论框架，帮助人们观察中古历史辩证发展的大势，把握历史运动的底蕴，把学术研究提高到现代认识水平上。
    在中古时代已经开始的对中古历史的研究，留下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史籍和政论、会要、金石、方志、笔记、类书等各种正史、杂史，卷帙浩繁，有以司马光、欧阳修为代表的“今古罕匹”的“宋贤史学”，留下堪称“空前杰作”的《资治通鉴》（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自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和“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淳正”（注：《赠蒋秉南序》，《寒柳堂集》，162页。）的史笔。但无论是北宋以前成果不菲的史料编纂，还是尔后在文字狱式的文化高压下功力深厚的史料考据，包括《通鉴》的“臣光曰”和《新唐书》纪传的“史臣曰”在内的史论，都还只是停留在君臣明暗、忠奸顺逆、治乱兴衰的议论上，鉴戒史学实际上陷入往复循环的困惑，并不能给现实的历史运动找到一条出路。是自然经济为主的小农生产的简单重复，造成社会发展在周期性兴衰中的迟滞，局限了史家的眼光，使其陷于循环论中不能自拔。到了20世纪初，清末的梁启超、章太炎呼唤“新史学”和“新思想”，倡导进化史观最力的梁启超扮演了“中国近代历史学诞生的助产婆”（戴逸教授语）。梁启超和章太炎都有心写一部中国通史，反映他们改造旧史的宏愿，惜都未能完成。
    1912年，随着清帝逊位，历时2 132年的帝制结束，又有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但学术环境并未出现预期的宽松蓬勃气象。而日本，在20世纪的头一二十年间，东京、京都两派在“分别巍然成为东西两京中国史研究的长老”（周一良先生语）的白鸟库吉、内藤湖南两位率领下，东洋史和支那学开始具有现代学术的规模水准，一时中国学子趋之若鹜。这就是陈寅恪先生诗所称“群趋东邻受国史”（注：《北大学院己巳级史学系毕业生赠言》，载浦江清《清华园日记西行日记》，转引自汪荣祖《陈寅恪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2年，65页。）的情况。1910年，即在陈寅恪第一次东渡日本前二年，内藤湖南已在著名论文《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中发表了很有见地的学术观点：“六朝至唐中叶，是贵族政治最盛的时代。”（注：《历史与地理》9卷5号，译文见《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1卷，中华书局，1992年，10页。）20世纪初的中国中古史研究，日本比中国处在起步早、视野宽、水平高的优势地位。
    曾留学日本三年多，熟知“藤田狩野内藤虎”（注：《王观堂先生挽词》，收入《寒柳堂集·寅恪先生诗存》，9页。）的陈寅恪了解日本的中国学，“神州士夫羞欲死”是他的切身感受。不能再落人后的学者良心，显然也是他选择“不古不今之学”的动因之一。自30年代初起，陈寅恪便把学术的主攻方向由佛学、敦煌学转到中古文史上。1931年发表《李唐氏族之推测》后的20余年间，主治魏晋南北朝隋唐历史；到50年代，才因不断的政治运动和极左的学术批判被迫中辍，“著书唯剩颂红妆”（注：1960年诗《辛丑七月雨僧老友自重庆来广州承询近况赋此答之》，《寒柳堂集·寅恪先生诗存》，47页。），陈端生和柳如是这两位追求自由、光明的清代才女成了他笔下最后的主人公。写《中国通史》和《中国历史的教训》的计划，被无奈地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