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史称：“李唐皇室者唐代三百年统治之中心也，自高祖、太宗创业至高宗统御之前期，其将相文武大臣大抵承西魏、北周及隋以来之世业，即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下所结集团体之后裔也。自武曌主持中央政权之后，逐渐破坏传统之‘关中本位政策’，以遂其创业垂统之野心。故‘关中本位政策’最主要之府兵制，即于此时开始崩溃，而社会阶级亦在此际起一升降之变动。……故武周之代李唐，不仅为政治之变迁，实亦社会之革命。若依此义言，则武周之代李唐较李唐之代杨隋其关系人群之演变，尤为重大也。武周统治时期不久，旋复为唐，然其开始改变‘关中本位政策’之趋势，仍继续进行。迄至唐玄宗之世，遂完全破坏无遗。……是以论唐史者必以玄宗之朝为时代画分界线。”（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18-19、49页。）
    综合以上引述，可理出魏晋南北朝隋唐政治史发展的基本线索，显见其非常擅长使用矛盾分析的方法研究对立面的斗争，剖析其中的主要矛盾和主导其发展趋势结局的主要方面，把问题的前因后果演变情势说得非常简洁明白。这是在历史研究中抓纲举目，洞察历史运动大势的大手笔。
    本节不厌其烦详引证据是想纠正一种认为陈寅恪只重证据不重理论的误解。希望说明其对近代中外哲学方法、科学理论的许多优秀成果不仅不生疏，而且有所汲取运用。
    诚然，陈寅恪并没有关于史学理论的专论留下，他本人也没有刻意要创建一种史学理论体系，但其学问渊博，深悉中西政治、社会之内幕，有机会接触古今中外各种史学流派，包括兰克史学、黑格尔哲学、新人文主义史学、进化史观、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一切积极的思想文化成果都在其视野中。他对史学的追求、史学的效用、史学的魅力、史学的局限、史家所需的才识胆略等诸多史学理论的基本问题，均有深刻的认识，随机发表在他的谈话和论著中。他又有“不为牛后”的个性，于是融会贯通中外史学理论方法于胸中，自成一格治史，在传统史学向近现代史学转换的关头，在自己的论著中，将融会百家之长的独特史学理论方法昭示后学。陈寅恪是卓然特立的，我们认识陈氏史学，切不可将之比附归纳塞入某现成史学流派中去评说。
    经过了这几十年，当人们醒悟过来，为过去都在同一理论模式框架中充填材料，做注经式的学术研究，甚至跟风逐流，制造了无数文化垃圾而懊悔蒙羞的时候，再回过头来看看陈寅恪流传后世的鸿文名篇，就可以更正确地认识陈寅恪和陈氏之学的价值。
    四
    陈寅恪治学广征博引，正史实录之外，敦煌遗书、明清档案、梵夹道藏、诗文酿辞、笔记小说、碑石墓志、家谱方志、异族故书、域外文献，无不用为“考兴亡之陈迹，求学术之新知”的有用材料，抉隐发覆，开拓利用史料的蹊径，示范了驾驶史料的能力。
    关于史料作为史的组织细胞的重要性，陈寅恪先生有一段名言，广泛被引用：“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史语所集刊》1本2分册，引自《金明馆丛稿二编》，236页。）20世纪兴起并在国际上成为一门显学的敦煌学因此序而得名。陈本人也成为一位早期的著名敦煌学者，在其为数不少的敦煌学论文中，《韦庄秦妇吟校笺》和关于《常何墓志铭》的研究最为知名。晚唐诗人韦庄的《秦妇吟》和初唐玄武门守将常何的墓志铭都是在敦煌遗书中发现的新史料，《秦妇吟》披露了黄巢进长安以后社会离乱苦难的一些以前鲜为人知的惨状。陈寅恪的校笺被公认是整理得最好的一个本子，对洛阳东西路程的考订和对诗句的校释，展示了诗史互证的硕果。《常何墓志铭》被其称为“最佳之史料”，也做了录文，对该墓志铭的研究，使他能对玄武门事变中李世民得胜，李建成、李元吉失败的原因做出解释：“玄武门为武德九年六月四日事变成败之关键，至为明显……此亦新史料之发见，足资补释旧史所不能解之一端也。”（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55页。）
    卷帙浩繁的诗词笔记小说也是其得心应手娴熟使用的文字史料，名著《元白诗笺证稿》是最早示范了以诗证史方法的成功之作。其中还从唐代科举之盛，极于德宗之世，论及小说发展史上的问题：“中国文学史中别有一可注意之点焉，即今日所谓唐代小说者，亦起于贞元元和之世，与古文运动实同一时，而其时最佳小说之作者，实亦即古文运动中之中坚人物是也。”（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2页。）上述社会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保存至今犹有四五百种之多的唐人笔记小说，自然是治史者不能忽略的。在《元白诗笺证稿》第84页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83页一再引用的康骈《剧谈录》李驾戏言元稹“明经及第，何事看李驾”故事，原书第84页有按语：“寅恪案：剧谈录所记多所疏误，自不待论。但据此故事之造成，可推见当时社会重进士轻明经之情状，故以通性之真实言之，仍不失为珍贵之社会史料也。”其中所说在多所疏误的笔记小说中发掘具有“通性之真实”的珍贵社会史料的方法，值得认真体味学习。
    陈寅恪甚至提出了有鉴别地使用“伪材料”的惊世之论：“以中国今日之考据学，已足辨别古书之真伪。然真伪者，不过相对问题，而最要在能审定伪材料之时代及作者，而利用之。盖伪材料亦有时与真材料同一可贵。如某种伪材料，若径认为其所依托之时代及作者之真产物，固不可也。但能考出其作伪时代及作者，即据以说明此时代及作者之思想，则变为一真材料矣。”（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248页。）敢用会用“伪材料”，是大学问家的高明之处。比如研究古代服饰，必须利用的画塑资料往往是赝品，沈从文先生并不因此而弃之不用，而是先做缜密的考证，不仅按传统的鉴别方法看该画的绢纸材料、笔墨、设色、题跋、画风，还综合考察所有内容细节，考证该画可靠不可靠，可靠到什么程度，哪些可靠，哪些不可靠，哪些又可靠又不可靠，尔后按该画能反映的实际情况，作为那个时代的服饰资料加以利用。这个道理对研究历史、文学、美术是相通的。能得心应手、炉火纯青地掌握，标志一个学者在学术上的成熟。当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不下几十年的功夫是做不到的。
    据我的学生廖孝莲统计，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一书中运用笔记小说材料有近60处，20余种之多。他对这些私家纂述的笔记小说易流于诬妄的情形十分警觉，在本书第73页就有“唐语林壹言语类李太尉德裕未出学院条，谓德裕父吉甫劝勉德裕应举及玉泉子李德裕以已非科第条所言，恐皆不可信”的判断。又如佛经敦煌本《十诵比丘尼波罗提木叉》是否如日本西本龙山考定为鸠摩罗什所译的问题，陈寅恪在《敦煌本十诵比丘尼波罗提木叉跋》一文中推定三事后，提出二点不可解之疑点，说：“总而言之，考据之学，本为材料所制限。敦煌本是否为鸠摩罗什所译，尚待他日新材料之证明。今日固不能为绝对否定之论，亦不敢为绝对肯定之论，似为学术上应持之审慎态度也。”（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260页。）
    陈先生在论著中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诫做学问要勤慎、谨严、精确，史料的运用持审慎态度是治史应有的立场，并认为这一条至关重要，也对自己的治学方法充满信心。晚年曾嘱在身边十年帮助其找书读书的黄萱女士写一篇介绍其治学方法的文章，可惜黄女士未能完成，实在也是陈寅恪将理性观念、学术观点、神游冥想、假设考据、文字技巧熔于一炉，要讲清其治学方法谈何容易。对其治学达到的学问境界，很难一下子说清，似乎还有许多空间能容人们探索认识。相信21世纪能容我们找回一个真实完整的陈寅恪，全面地总结继承其遗产，给其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认识陈氏之学作为国学的一个里程碑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