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陈寅恪先生的论著在国学的广泛领域里，一系列具体学术问题上，做了极有深度的发掘，留下无数富有启发性、开创性的成果。其讲课和论著中能给后学启发，提供的有价值课题比比皆是。诸如：“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注：《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引自《寒柳堂集·寅恪先生诗存》，6页。）一语道出中国传统文化唯官唯上，讲究尊卑等级的本质。又如：“六朝及天水一代思想最为自由”（注：《论再生缘》，《寒柳堂集》，65页。）。近年学术界关于魏晋南北朝和宋朝学术文化有较多自由发展的空间因而多有创新的研究成果不少，不能不说是陈先生首倡其说。
    其他还有如关于礼教法律的：“遗传至晋以后，法律与礼经并称，儒家周官之学说悉采入法典。”（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1933年，引自《金明馆丛稿二编》，251页。）揭示了礼法并治的中国政治特色。关于人口的：“人口的徙动，为魏晋南北朝的三百年来之大事。”“两晋南北朝三百年来的大变动，可以说就是由人口的大流动、大迁徙问题引起的。”（注：《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78、114页。）关于民族和蕃将的：“隋末中国北方群雄几皆称臣于突厥，为其附唐，唐高祖起兵太原，亦为中国北方群雄之一，岂能于此独为例外？故突厥在当时实为东亚之霸主。”（注：《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岭南学报》11卷2期，引自《寒柳堂集》，98页。）“以唐代之武功言，府兵虽至重要，然其重要性殊有时间限制，终不及蕃将一端，其关系至深且钜，举李唐一代三百年相终始者，所可相比也。”（注：《论唐代之蕃将与府兵》，《中山大学学报》1957年1期，引自《金明馆丛稿初编》，276页。）上述每一个论点，都引发后学做成篇累牍的阐发，筚路蓝缕之功，终在其人。
    陈寅恪先生作为一位国学大师，具备完善的知识结构，独特的理性思维，深邃的学术眼光，系统的专业建树等应有的学养与贡献。从事国学研究的人，大都能在其论著中找到自己需要的东西，受到他的启发。
    六
    在全面评说一位史学大师的学术贡献时，也应该不讳言其治学难免的不足之处。本文将这些意见贡献给陈学的倾慕者和研究者。大致有以下几点：
    其一，陈寅恪终究是一位有儒雅风度气质的传统文人，工作作风与计划周密的科学家不同，读书和研究往往是随兴致所至，随机随缘而做，虽能左右逢源，但有些选题显得零碎。工作缺乏通盘考虑，不仅最终想写一部中国通史的宏愿落空，早年游学国外饱学的浑身本事后来大都弃置不用，许多绝学未能传给国人。像他这样一位司马光之后中国中古史研究第一人（周一良先生语），未能留传更多学问，未能更充分体现其千年一人的价值，令人扼腕痛惜。建立科学化的工作方式和投入产出新观念，当是后学应汲取的教训。
    其二，陈寅恪历史观是否悲观主义的问题，见到有文章为之辩护，我以为不必，应该承认其史笔常有悲观色彩流露。法国年鉴学派的代表费尔南·布罗代尔（1902-1985），生卒年均晚于陈十余年，大致可算是同时代人，都有亲历二战的苦难经历，感受到法国命运的悲惨。布罗代尔坦承自己的历史观是悲观主义的，陈寅恪先生也这样，是可以理解的。更兼“读书久识人生苦”（注：《李德裕贬死年月及归葬传说辨证》，《金明馆丛稿二编》，51页。），既不能拯救国家民族于水火危亡，复不能自救个人家庭于病废困厄，不免感叹“最是文人不自由”（注：《阅报戏作二绝》，引自《寒柳堂集·寅恪先生诗存》，11页。），“九儒列等真邻丐”（注：《挽张荫麟二首》，同上书，15页。），进而“悔恨平生识一丁”（注：《己卯春日刘宏度自宜山寄诗言拟迁眉州予亦离昆明往英伦因赋一律答之》，同上书，13页。）。偶忆项鸿祚诗句“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叹道：“伤哉此语实为寅恪言之也。”最后难逃自己早已想到的命运：“寅恪以谓古今中外志士仁人，往往憔悴忧伤，继之以死。”（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金明馆丛稿二编》，220页。）经常流于笔端的心声反映出的无奈和悲哀，必然会影响其历史观，并带进论著中。他对“思想最为自由”的六朝及天水一代的称赞，对产生了宋学的宋朝的讴歌，显然也是挟有向往之心的感情宣泄。纵有如读陈玉书《辽史补注》时那种“平生读史凡四十年，从无似此亲切有味之快感，而死亡饥饿之苦，遂亦置诸度量之外”（注：《陈述辽史补注序》，同上书，234页。）的一时解脱，然在论及中国将来之学术时，陈未能从十月革命后勃兴的普罗文化中找到前途，于是仍回首“不古不今”之世的宋代，把希望的目标定格在“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注：《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同上书，245页。）上。如同艺术作品中，悲剧可能比喜剧更伟大一样，历史的悲观主义或许比乐观更深刻，但审慎的乐观和对未来抱有信心，对于史学家的身心健康和帮助缔造社会的健全心态都是必要的。这对恶劣处境下的陈寅恪先生可能是苛求了。
    其三，作为一个20世纪的学者，著述应遵守的通行学术规范中，有一点陈寅恪先生似有所忽略，即使用已为人公认的专业用语概念范畴，不甚严密。比如“阶级”一词，已有了严格的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上的意义：“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他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注：列宁：《伟大的创举》，《列宁全集》29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382-383页。）而陈的论著中，无论早期、晚期，仍均按汉语传统把阶级当做等级的意义运用，除了在《东晋南朝之吴语》中用为“社会阶级”（注：《金明馆丛稿二编》，270页。）、“士族阶级”，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用为“士大夫阶级”（49页），在上引《东晋南朝之吴语》一文中还用为“北语阶级”、“吴语阶级”（注：《金明馆丛稿二编》，269页。）。这些似应有阶层、集团、群体、人众的区别，选择适当词语表述为好，混用一个“阶级”，容易引起概念上的混乱。
    其四，陈寅恪先生治史偏重政治，关注民族、文化和社会问题，虽然一再强调了经济制度的重要性，但除财政赋税外，较少具体研究经济，生产和生产力的研究殆为空白，不免是一缺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