缪钺先生是江苏溧阳人，家学渊源深厚。祖父缪巩，清光绪己卯科举人，父缪颂唐著有《惟是斋文集》。在家庭熏陶下，他中学毕业前便学习文字、声韵、训诂、目录等诸种学科的知识，读过相当数量的经、史、子、集，学会古文、诗词写作。18岁那年，他考入北京大学文科。1924年冬，辍学肄业，之后便以教书为生，先后任河南大学、浙江大学、四川大学等校教授。治学早年以先秦诸子为重点，上世纪40年代即发表《论荀学 》、《吕氏春秋中之音乐理论》等论文，与钱穆先生讨论“战国秦汉间新儒家”问题。 后转向魏晋南北朝唐宋时期的历史与文学研究，著有《元遗山年谱汇纂》、《杜牧传》 、《杜牧年谱》、《诗词散论》、《读史存稿》、《冰茧庵丛稿》等，并带领和指导四 川大学历史系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室中青年教师，选注《三国志》、《魏书》，编纂《北 朝会要》。缪钺先生谦称自己“勤于读书，懒于著述”。然而，他在魏晋南北朝史研究 的许多方面，如对政治制度、民族关系、学术思想、文学语言、文化发展、历史人物的 研究都有开拓创建之功，值得学术界珍视和总结。
    一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古代一个民族大融合的时期，此时北方尤其如此。因而，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关系，历来是史学家们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缪钺 先生主张，治史应通古今之变，彰往而察来，探索阐释数千年兴衰治乱之迹，以资借鉴 。在这方面，他善于将文化史与民族关系史的考察结合起来。
    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说：“汉人与胡人之分别，在北朝时代文化较血统尤为重要。凡汉化之人即目为汉人，胡化之人即目为胡人，其血统如何，在所不论。”缪钺先生在《略论五胡十六国与北朝时期的民族关系》中进一步指出：“其实，不仅北朝如此，全部中国历史中都是如此”（注：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编：《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8、16页。），并对此作了令人信服的论证。
    春秋时期，周承继夏、商文化，经济与文化都相当发达。这时的各少数族，如“戌”、“狄”、“蛮”、“夷”等，不但散居边疆，而且在中原与华夏族杂居共处，时有矛盾发生。如何处理民族关系，是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一方面讲“华夷之辨”、“夷夏之防”，主张尊夏攘夷，使华夏文明不受落后文化干扰侵犯；另一方面又愿意使夷狄少数族接受华夏文化。春秋前期，齐恒公用管仲，成霸业。当时狄人灭邢、灭卫，恒公会诸侯兵以救之，迁邢，存卫；楚人屡次北上伐郑，恒公会诸侯伐楚，盟于召陵，遏其北进。据《论语·宪问》载，孔子盛赞管仲辅齐恒公称霸之功说：“管仲相恒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另一方面，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论语·八佾》）这是称赞“夷狄”的政治秩序有时还胜于华夏。当孔子在中原不能行其道时，他甚至想居九夷。“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论语·子罕》）孔子认为，“九夷”经过教化是可以提高的。孔子因鲁史而修《春秋》，在民族关系上体现出这两种主张。康有为在《论语注》中说：“其始夷夏之分，不过文明野蛮之别。故《春秋》之义，晋伐鲜虞则夷之，楚人入陈则中国之，不以地别，但以德别。”康氏注解很能体会孔子意图，夷夏之分，主要看文化，不能仅看血统。
    自从西晋怀帝永嘉丧乱后，中原人士大部分避难渡江，而内迁各族如匈奴、鲜卑、羯、氐、羌等，纷纷在中原建立割据政权。五胡之中，匈奴、氐、羌诸族久居内地，与汉人接触频繁，慕容鲜卑居辽东近寨，亦渐慕诸夏之风，各族上层分子大多是读书能文者。北方经魏、齐、周三朝，始终为鲜卑人所统治。缪钺先生在《北朝之鲜卑语》（注：见缪钺著《读史存稿》，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53-77、78-94、126页。）一文中，详 细考察鲜卑语在北朝流行运用之情形，及其对于当时政治、经济、文化之关系，论证了 北朝时期的民族关系，从整个趋势看是鲜卑族逐渐接受汉化，互相渗透、融合的过程。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进行了禁鲜卑语、用华夏正音，禁胡服、改用汉服，改鲜卑复 姓为汉人单姓、鲜卑名改为汉名，改定郊祀宗庙礼、废鲜卑旧俗、改用汉礼，改定官制 律令、仿效魏晋，提倡鲜卑人与汉人通婚，鲜卑人迁洛者即为洛阳人，死后不得返葬平 城（注：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编：《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 986年版，第8、16页。）等一系列改革措施，以文化整合促进民族融合的进程。
    孝文帝迁洛以后，汉化益深，声明文物，媲美魏晋，与留居塞上之鲜卑，文野相去甚远。孝明帝时六镇起兵，这是塞上鲜卑反对洛阳汉化政府的明确表示。高欢、宇文泰皆凭借六镇武力取得政权，东西分据，其后变为北齐、北周。自魏分东西以后，无论东方西方，皆鲜卑得势，于是汉人与鲜卑之冲突，不可避免。宇文泰据关陇一隅之地，其财富、人力、文化、版图皆不能与高欢抗衡，而宇文泰假托周礼，创建制度，以调和汉人与鲜卑，因而力量集中，国势日益强盛，至周武帝时，遂灭北齐。陈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对此义阐发精详。反观高欢，虽其所凭借者胜于宇文泰，然他并无调和汉人与鲜卑之方策，因而在东魏北齐40余年（534-577年）之中，其政治上常发生鲜卑与汉人之冲突，导致力量分散。北齐最终为北周所灭，这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缪钺先生在《东魏北齐政治上汉人与鲜卑之冲突》（注：见缪钺著《读史存稿》，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53-77、78-94、126页。）一文中对此详加阐释，这实际上是从另一个侧面论证民族关系融洽对于社会发展之重要性。陈、缪二先生对北朝民族关系史的考察相得益彰，有异曲同工之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