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关于李延寿的《南史》与《北史》有删削南北朝八书记述烦冗的功能问题，是长期以 来史学界所公认的事实。李延寿自己曾在其《北史·序传》中坦陈：他所修《南、北史 》，遵循了凡南北朝八书之“烦冗者，即删去之”的原则。力主史书贵在简炼的唐人刘 知几，虽在其《史通》的《浮辞篇》与《烦省篇》中批评了前代史书的烦琐现象，却独 不见其对《南、北史》的指责，等于他也承认了李延寿的说法。宋人欧阳修等的《新唐 书·李延寿传》，则第一次公开肯定《南、北史》有“颇有条理，删落酿辞”的优点。 随后有晁公武，在其《郡斋读书志》中，更进一步肯定《南、北史》有“删繁”之功。 清人赵翼在其《陔余丛考》卷8的《南北史原委》目中，更明确指出：《南、北史》“ 删去（八书）芜词，大概较原书事多而文省，询称良史”；他还在其《廿二史札记》中， 列举了《南、北史》删削八书的不少实例，得出了《南、北史》记事“简净，得史裁之 正矣”的结论。由此可见，《南、北史》的删削南北朝八书“烦冗”之功，已经形成了 共识。以致于除清人王鸣盛完全否定《南、北史》有删削“烦冗”之功的情况以外，几 乎无人指出《南、北史》的删削也有不妥之处者。直到中华书局出版标点本二十四史时 ，其编辑部的同志才在《南、北史》出版说明中，既肯定《南、北史》的删削烦冗之功 ，又指出其存在删削不当之处。其文曰：“八书保存史料较多较详，经过《南、北史》 的删节，篇幅仅及原书总和的二分之一，自然不免缺略。它所删掉的，在本纪中多属册 文、诏令，在列传中多属奏仪、文章。删节以后，叙事部分相对突出，读来比较醒目。 可是，也有删所不当删的地方，例如北魏李安世关于均田的奏疏，梁朝范缜关于神灭的 著名辨论，都是有关当时阶级关系和思想斗争的重要资料，《南、北史》一则摒弃不录 ，一则删存无几。在删节过程中，还有由于疏忽而造成的史实错误，甚至文气不接，辞 义晦涩。这些都是这两史在编篡上的缺点。”这段话，说得十分准确和公允，既排除了 王鸣盛的偏激，又指出了李延寿删削八书的不妥之处，包括不当删而删和因删削造成的 史实错误与词义不明。我把这三者称之为李延寿删削不当的三种类型：即不当删而删、 因删致疑、因删致误。这三种类型的删削不妥之处，虽然分散于《南、北史》的各个本 纪与列传中，需要作仔细的史实校勘、考订工作才能一一明白；但也存在集中出现的规 律性删削不当。这是《说明》所未曾指出的。如果我们能揭示出这种规律性删削的事实 ，不仅可以进一步证实《南、北史》确实存在删削不当之处和数量不少的事实，而且可 以补充《南、北史》的删削失当在表现形式上的多样性，并引起人们的重视。这就是我 写这篇短文的主要目的。
    要判断《南、北史》删削八书时的当与不当，一条最根本的标准，就是要看所删是否 具有史料价值。所删并不影响八书史料价值者，即为删所当删；反之，即属于不当删而 删之列。所谓规律性的删削不当，是指八书中属于同一性质或内涵的有用史料，都被《 南、北史》无例外地或大部分予以删削的状况而言，这是一种带有倾向性的删削不当。 见于《南、北史》中的这种规律性或倾向性删削不当，谨按其在《北史》、《南史》中 的不同表现方面揭示如下。
    二、关于《北史》规律性删削不当的表现形式
    关于《北史》的规律性删削不当，约有如下几种表现：
    第一，关于北魏政权前期在战争中掳获生口、马牛羊并以之赏赐官吏、将士的史料， 类皆予以删削。
    在《魏书》中，不乏在战争过程中虏获生口、马牛羊并以之充赏赐的记载，在《魏书 》诸帝纪中尤多。如“虏获生口、马牛羊”若干、“俘虏生口及马牛羊数十万头”及“ 簿其珍宝畜产”等记载屡见不鲜；随后便是“班赏大臣各有差”、“班赏大臣将校各有 差”、“班赏功臣将士各有差”及“赐征还将士牛、马、奴婢各有差”等举措。基于这 些记载，不难看出北魏前期的统治者，扶植了大批官吏、将士成了大量私有牲畜的拥有 者与众多奴隶的拥有者，亦即成了大的私有牧场主和奴隶主。这既可以从此窥知北魏前 期畜牧业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来，也可以得知北魏前期奴隶与奴隶主数量的巨 大，从而有助于判明当时的社会生产状况和社会性质。因而这些史料，作为一个整体， 实为研究北魏前期重要的社会经济史料与政治史料，其史料价值是不言而喻的。但是， 遗憾的是，《北史》把上述的有关史料，几乎毫无例外地予以删削，以致单凭《北史》 所载，就根本无法认识上述诸问题。因此，应当说这是《北史》删削不当造成的缺陷。 尽管这种规律性的删削本身没有给有关史实造成疑义或者错误，但因此而带来的危害甚 至比因删致疑与因删致误造成的具体问题损失更大，原因在于它带来的危害具有整体性 和普遍性。
    第二，关于北魏前期边境少数民族起义、内属和内附问题史料的规律性删削不当。
    在《魏书》中特别是在该书的诸帝纪中，屡见魏前期边境少数民族反抗北魏统治者的 起义，也不乏边境少数民族相率“内属”或“内附”的记载。通过这些记载，既可以看 出边境少数民族对北魏统治者的态度及其变化，也可以看出作为统治民族--拓跋族统 治其他少数民族的方式和相互之间的关系，更可以看出“内属”和“内附”的少数民族 的不同族属、数量及内徙地区，还可以比较“内属”与“内附”的区别，进而可以窥见 当时北方民族融合的程度与状况。因而，从整体来看，这一类史料也是相当重要的史料 。但是，李延寿的《北史》，对这类史料采取了除极个别被保留外绝大部份予以删削的 作法，从而严重地影响了对上述诸问题的认识。如果不是有《魏书》存在，单凭《北史 》所载就无法探讨上述诸问题。因此，这种删削不能不是又一带规律性的删削不当。
    第三，关于整个北朝四书中有关封爵食邑户数及“开国”字样的规律性删削不当。
    我曾在《西魏、北周与东魏、北齐的封爵制探讨》及《从<北史>关于西魏、北周和东 魏、北齐封爵制的记载看<北史>的简略失当》等文中指出（均见《北朝研究》杂志，总 第四期与第八期）：北魏的封爵制度，一般说来，在孝文帝太和改制之前，对于封爵制 的书写方式，只有封爵名称与等级，而无食邑户数，封爵名称之前也还冠“开国”字样 ，到了太和改制之后，才出现另一种情况与上述情况并存。这另一种情况是：受封者不 仅有所封爵名与等级，而且在封爵名称之后还缀以食户邑数；同时在封爵名称之前还冠 以“开国”二字，如“××开国公”、“××开国侯”等。食邑户数与“开国”二字， 或同时出现，或二者必居其一。这种关于封爵制的不同表述方式，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封 爵制：一、既无食邑户数与“开国”二字者，表示虚封；二、既有食邑户数又有“开国 ”二字者，表示实封。自太和改制之后，历北魏后期、东魏、西魏和北齐、北周，乃至 隋王朝的北朝四书，都是按上述两种不同的书写方式来区分虚封与实封的。因此，北朝 史书关于封爵制中的虚封与实封的不同表述方式是不容混淆的，更不容许随意删节，否 则，就会无法区分被封者的封爵究竟是虚封还是实封。但是，十分遗憾的是：《北史》 对北魏孝文帝改制以后直到隋代的封爵制书写方式，完全同改制以前一样，既不在封爵 名称之后缀以食邑户数，也不在封爵名称之前冠以“开国”二字，等于取消了北朝四书 用以区分虚封与实封的标志，从而使人单凭《北史》无法判明不少被封者的封爵是虚封 还是实封，以致产生了一个带有普遍性错误。因此，《北史》的这一规律性删削，实为 严重删削失当的表现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