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知人论世
    钱氏的“实事求是”，还包含评史事、论人物的内容。
    一般以为考据学者是为考证而考证。其实不然。钱氏考史，往往表示己见，发表议论。他强调“实事求是”，言论要有根据[1]，而“必求其是”[1]。所撰《廿二史考异》，一方面是祛疑指瑕，另方面也发微揭隐。比如，有说《史记》不当以韩非与老子同传。钱氏则以为，“申韩之学，皆自谓本于老子，而实失老氏之旨。史公《自序》述其父说，道德与名、法各为一家；而于此赞（指《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赞》，中华书局点校本，1982年），又明辨之，言其似同而实异也”。“说者讥韩非不当与老子同传，盖未喻史公微旨。”[2]这是说明司马迁作传之旨，而批评论者之非。
    对于科学制度之种种弊端和消极作用，钱氏有切身体会，加以批判。他所撰的《十驾斋养新录》第十卷中，从《三公》到《乡试录》共35条，都是谈官制和乡试问题的。其中有曰：“魏华父云：‘释老之患，几于无儒，科举之患，几于无书。’（《杜德称墓志》）又云：‘……今易吏而主其事，糊名而察其言，望实之素著，或攻而去之，文词之稍差，或惧而抑之，宁收卑近，无拔俊尤，其幸而得之，则又将以其取于人者取人也。’（《眉山创贡院志》）”[3]这里钱氏引他人之论而无己论，似乎没有主见，然此条目《科举之弊》是引述者所加，显然已说明了他的看法，所引魏氏之言即引者的观点。再如，钱氏曾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往典山东乡试，后来写了《山东乡试录序》，其中有云：“顾士积学数十年，文字不中，有习程式终老于场屋者；而浅学薄植，偶幸一日之长而侥幸弋获者，亦间有之。唐臣韩愈有言：‘唯古于文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贼。’夫摹拟沿袭之文，古之能文者羞称之，而今或以为弋取科名之捷径，宿儒既不遇，浅学之登科，其未必不以此也。”[1]其讥刺科举制出不了真才实学，显而易见。
    在考证文章里，钱氏还有刺世怜民的文字。比如，苏州双塔寺，宋代为寿宁万岁禅院，按例每日应向官府交纳醋钱一百四十文。宋理宗宝庆元年（1225年）知寺僧请求蠲免此税，获准，浙西提举司发给免税凭证，寺僧即以公据刻石为证。钱氏跋云：“酒、醋，民间日用所需，而宋元禁百姓私造，官取其息。即一寺计之，每岁合输数万钱，则人户之抑配可知。今郡县有醋坊桥，有醋库巷，犹沿宋名，知醋之累民甚矣。”[4]这是根据真凭实据，批判宋代苛捐杂税累苦百姓。又如，宋太宗淳化元年（990年），阳翟善才寺观音院立有一碑，碑记末列有“内品监许州阳翟县盐曲商税邝延遇”，“殿前承旨监许州阳翟县盐曲商税董某”，“供奉官前监许州阳翟县盐曲商税李某”等三人。钱氏指出，内品是宦官，供奉宫、殿前承旨皆武人，并说：“一县之小，而监当盐税者不一，其员又以内侍、武夫充之，民其不堪命乎！”[4]经他这么一指点，宋代官府盘剥百姓之罪恶昭彰，而作者怜民之心也显然可见。
    钱氏在考论中不时流露了思想，如，有人问：《诗·召南·野有死》“吉士诱之”中的“诱”，以往学者有解作“挑诱”者，又有不同意见者，究竟怎么解释？钱氏的回答，转弯抹角，否定“挑诱”之说[1]。其实这是一首爱情诗，男挑诱女，女与男相会，情理之常。钱氏否定之，不免有卫道之味。但他在妇女问题上，往往对宋代以来的贞节观有所抵触。有人问他：男女定了亲，女尚未出嫁，男死，女“从其夫以死，礼欤？”他答：“非礼之中也。……先王制礼，初不以从一而终之义责之未嫁之女。而后世乃有终其身不嫁者，有就婿其室而事其父母者，甚至有以身殉者，此礼之所无有也。”[1]他对于未嫁女“从死”之事，以为古礼没有这样的要求，不是适当的礼法。他记了沈圭所言“妇人以不嫁为节，不若嫁之以全其节”的话之后，说这话“虽为下等人说，然却是救时名言。”[3]这都不是地道的封建卫道士的口吻。又如，钱氏对于妇女“七出”（也称“七去”、“七弃”）的礼规，并不从维护封建夫权的角度进行说教；却以为，有的妇女，与其被迫害致死，还不如出而活命，“亦何必束缚之，禁锢之，置之必死之地以为快乎！先儒戒寡妇之再嫁，以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予谓……去而更嫁，不谓之失节。”[1]此论比之宋儒道学家的说教，通情达理一些。
    可以说，钱氏是注意据事实而发论，反对放空炮，要求说实话的。
    钱氏颇注意评论历史人物。注重为人，是中国史学的一个传统，故评论历史人物就成了中国史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如何评论？可以说是非纷纭，黑白杂陈。其中有个严重的毛病，是以主观主义、封建伦理观点为武器，对历史人物评头论足，褒贬抑扬。钱氏虽然也是儒家思想，也有伦理观念，但他反对评论者不懂装懂，随便议论，强调“必知其人而论其世”[1]，要求了解其人其世，知其身处，才有评论之权。他批评有的学人：“强作聪明，妄生疻痏，不稽年代，不揆时势，强人之所难行，责人之所难受，陈义甚高，居心过刻。”[2]即反对主观唯心主义的评论，不了解历史，装作内行，调子唱得高，苛求于古人。
    钱氏以为，“人之善恶，固未已知，论人亦复不易。”他指出，扬雄仕于王莽不无可议之处，“然方之刘歆、甄丰之徒何如？方之（王）莽、（曹）操、（司马）懿、（刘）裕之徒又何如？”如果加以比较，论定其过，“轻重必有别矣”。他以为，切不可“上下其手”而任意“予夺”[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