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古人，钱氏能将其政治表现与学业成就区别对待。比如，他认为，南宋孙仲益其人政治品质不好，“专主和议”，称誉投降派，诋毁抗战派，是个“无是非之心”的人；但其文章尚可，“骈偶之工”在当时应排在前列[1]。又如，明人张瑞图（晋江人），字写得很好，与米、董齐名，曾为当权的魏忠贤写过生祠碑文。其后定逆案，就因其“为忠贤书碑”这件事，名列于逆案。由此，他的字也被人轻视了。钱氏曾见过张瑞图的书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人“龌龊守位”，但无“专权误国之迹”，仅仅因为书魏忠贤碑，“遽加逆名，不已甚乎！”又说：“评书者，当赏其神骏，勿以其素行而訾及翰墨也”[1]。意思是，竟因书碑一事，便名列逆案，做得太过分了；也不能因其素行不佳，而否定其翰墨。
    钱氏评论古人是注意分寸的。如，他对王安石为人为政多有贬词，但对陈黄中视王安石为“奸臣”则持不同意见，说：“若王安石之立新法，引佥人，虽北宋祸而本无奸邪之心；郑清之虽党于（史）弥远，其在相位亦无大恶，和叔（陈黄中字）俱以奸臣目之，未免太甚矣。”[1]这里，钱氏对王安石变法有贬意，乃政治观问题，另当别论；而他所论王安石“无奸邪之心”，不同意目为“奸臣”，是个起码的是非问题，不能随意和含糊。这就是把握尺度。古时学者多念念有词，常说这个经义，那个礼法，而往往缺乏一个客观的尺度和准确的分寸，如果学学钱氏知人论世的态度和办法，必有所收益。
    评论历史人物，是由评论者思想支配的。钱氏自然也不例外。他信奉儒家的“恕道”[3]，一般说来，他不苛求于古人；因此，他批评王安石“好非议古人”[3]。但他崇儒、反法，对于有些古人那套“任法”、“术数”，甚为反感，甚至讥晁错遭“杀身”之祸[1]，而碍难准确地评论晁错的历史功过是非。此其历史局限性乎？
    还应该指出，钱氏评论历史人物是很强调“史识”的。如，五代周世宗柴荣政治上得而旋失，欧阳修、洪迈对此评论不一。钱氏指出：“洪容斋以为失于好杀，列举《薛史》所载甚备，而《欧史》多芟之。容斋论史有识，胜于欧阳多矣。”[3]又如，宋人史弥远、韩侂胄之奸有轻重之分。钱氏以为，史之奸“倍于胄”，但《宋史》“独不与奸臣之列”，这是《宋史》作者“无识”之过[2]。
    史评、史论，仅凭学与才是不够的，必须有识，识是主导的。钱氏强调史识，以实事求是为准绳，就是有识之见。
    六、师古之是
    钱氏颇强调“师古”之“是”[1]。这个“是”，不是今人理解的规律性，而是为人、为学、为政之道，要求今人学习历史文化传统中优良的东西。
    治史的人，是研究和评判古人古事的，又是站在当今实地的，如何对待古与今，是个重要问题。对待古今，历来有两种不良倾向：一是崇古、美古，把古代说成黄金时代，把古人美化为圣贤；一是轻古、丑古，把古代古人说成愚昧、野蛮，一无是处。两者都不是尊重历史的态度。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历史主义，实事求是，考察其历史是非，学古人之优，师古人之是。我国有以古为镜的传统，往往是，一者自觉地以古为镜，主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从中吸取养料；一者被动地受人告诫，不犯错误，或有错即改。而总的要求，无论智愚，无论君子小人，无论主动与被动，都要以古为镜，师古之是。乾嘉学者有博古倾向，一般是讲求以古为镜的。钱氏亦然。但钱氏博古而不忘今，既不肆意地蔑古或崇古，也不盲目地信古和师古，强调“必求其是”，师古之“是”，只向古代较为正确而于今有用者学习，以期有益于今。因为他治史，注意历史文献，搞历史考据，所以主要表现在历史文献学方面。
    钱氏继清初顾炎武指责明人空虚措大的学风之后，通过考究历史，也觉得明人学风确实蹈虚。他考证明代学者及其著作，往往坦露己见，发表议论。如，他考证当时俗传本《竹书纪年》必是伪书，甚为拙劣，乃明人所为，评曰：“惟明人空虚无学，而好讲书法，乃有此等迂谬之识。”[3]又如，明崇祯（1628-1644年）年间所修《太仓州志》，叙地理沿革及人名多有谬误，评曰：“明人好谈名节，而于纪载多失讨论。如此者盖不少矣。”[3]
    钱氏以为，明人空疏学风，与科举制度有关。科举取士，主要是凭八股文，而不讲求真才实学。钱氏指出，自明以来，士大夫好读诗，但竟然不懂得双声，“盖八股取士所得，皆束书不看，游谈无根之子衣钵相承，转为读古书为务外”[3]。
    同时，钱氏批评不认真读书的文人。他指摘高士奇《天禄识余》、邵长蘅《古今韵略》中的错误，说：“两君皆有文名，而不读书，故涉笔便误”[3]。他以为好名的文人，多半是不认真读书的花架子。
    但钱氏对待古人并不菲薄，而是很尊重的。他以下棋为喻，说：我看别人下棋，觉得人家不高明，自己下起来还不如别人，从此老实了。然后又说：“今之学者，读古人书，多訾古人之失，……人固不能无失，然试易地以处，平心而度之，吾无一失乎？”[1]就是说，对待古人的失误，要能设身处地为其考虑。以现在的话来说，要有历史主义的态度，不能离开历史而苛求古人。
    他反对文人相轻，尤其反对轻视和苛责古人。曾说：“杜子美诗所以高出千古者，不薄今人爱古人也。”并举出杜甫护惜王、杨、卢、骆之例，而讥近有浅薄者竟然苛责古人，“犹鹍鹏之与蚍蜉矣。”[3]他劝告那些一心想成名而无把握者，最好的办法是“多读书”、“善读书”。读书一定要多，如果“胸无万卷书”，只靠玩弄笔锋，取快一时，必然小池立涸。要善于读书，如果读书没有真正的心得，而自以为是，即使一孔之见“非无可取”，而学识终究肤浅，也称不上“善读书”。只有像有些古人那样“穿穴经史，实事求是”，从读书中有所体会，始发议论，才有可能“卓然成一家言”[1]。
    他劝告学子读书要慢慢来，循序渐进，积累心得，议论平实。他引了朱熹的话：“近日学者病在好高，《论语》未问‘学而时习’，便说‘一贯’，《孟子》未言‘梁惠王问利’，便说《尽心》，《易》未看‘六十四卦’，便读《系辞》，此皆躐等之病。”“圣贤议论，本是平易。今推之使高，凿之使深。”他认为朱熹强调学习要循序渐进，不能越级跳远，议论要平易，不能拔高凿深，“不为过高之论”[3]，都是可取的。
    对待古人的正确态度，是在辨析优劣是非的基础上，学其优，师其是。有人问：对于《论语》“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一语，有几种说法，后人何适何从？钱氏答：“后儒之说胜于古，从其胜者，不必强从古可也，一儒之先后异，从其是焉者也。”[1]就是说，对于优劣是非问题，不论古人或今人，不论其人往昔与今日，应当“从其胜”、“从其是”。
    钱氏有这样的铭言：“亦详亦要，有本有原，吾师乎古之人。”[1]意思是，要学习古人那种详要得体，学有本原的优良传统。他以为臧玉林的《经义杂识》，“实事求是，别白精审，而未尝驰骋共辞轻讥先哲”；并说：“以古为师，师其是而已矣。”[1]这里强调的是，不能狂妄地轻讥先哲，而应学习他们正确优良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