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们即将跨入一个新的世纪。回首20世纪的史学界，无论是对秦汉历史的研究还是对断代《秦汉史》的编纂，都成果累累，蔚为大观。
    根据笔者能够看到的名为《秦汉史》（不包括单列的《秦史》、《汉史》）的断代史著作，依其出版年代的先后次序排列，分述如下：
    1.翦伯赞著《秦汉史》。原题《中国史纲》第二卷《秦汉史》，重庆大呼出版公司1946年7月版，上海大孚出版公司1947年6月版。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5月改今名再版。约46万字。
    2.劳幹著《秦汉史》。原署名“劳贞一”，中国文化服务社“青年文库”1946年9月于上海印行。约6万字。台湾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2年10月改署“劳幹”，又出《秦汉史》修订版，内容略有扩充，约8万字。今北京图书馆收藏为该书1955年4月台北再版本。
    3.吕思勉著《秦汉史》。开明书店1947年出版。约60万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2月影印再版。台湾开明书店1977年5月亦再版。
    4.李源澄著《秦汉史》。商务印书馆1947年出版。约15万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6年7月重新出版。今北京图书馆收藏为该书1977年4月台北三版本。
    5.何兹全著《秦汉史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约9万6千字。
    6.杨翼骧著《秦汉史纲要》。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上海版。约15万字。
    7.钱穆著《秦汉史》。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57年4月初版。约17 万字。该书至1992年9月共印行六版。
    8.姚秀彦著《秦汉史》。台湾三民书局1974年9月初版。约36万字。该书至1987年共印行四版。
    9.林剑鸣著《秦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10月版。上下两册约84万字。
    10.英国学者崔瑞德、鲁惟一编《剑桥中国秦汉史》。 原著英文版由剑桥大学出版社1986年出版，汉译本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全书约86万字。
    11.田昌五、安作璋主编《秦汉史》。人民出版社1993年8月版。约43万字。
    12.林剑鸣、赵宏著《秦汉简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年8月版。约33万字。
    二
    依照林甘泉先生的分析，二十世纪上半叶，近代实证史学是中国史学的主流；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史学的主流则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但是，假如把港台地区的情况考虑进去，则毋宁是两种潮流的齐头并进。
    翦伯赞是老一代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也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编写《秦汉史》的第一人。这本书的特点一是高屋建瓴，视野广阔，克服了传统史学那种“以中原概全域，以汉族代中华，就中国谈中国”的局限性，每编开头都有一章对“世界形势”和“境内各种族活动”的分析。这种分析又不仅仅作为对背景的简单介绍，而是为了说明秦汉时代中国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从总体上观察分析中华各族的发展史。二是深剌腠理，博大通透，着力于探寻历史表象之下的社会发展规律。作者指出：“土地所有，是封建社会经济构成中最根本的基础。土地所有的关系之改变，就会引起封建社会经济之全盘的推移。……而这也就会影响到社会关系与政治制度的改变，从而影响到文化思想的内容之转换。”（第24页）全书也正是依此来安排结构体系的，从社会经济及于政权性质，从社会关系及于意识形态，每方面都有详尽而精审的分析，从而努力完成“一部完整的科学的专著”（《自序》）。特点三是广撷博采，行文生动。作者充分利用了当时所能掌握的一切文献和考古材料，并经过咀嚼消化，变成了《秦汉史》有机的血肉。这本书在当时还不可能是“史官”之作，正唯此，才使它具有浓厚的个性色彩。作者既见之深，知之切，又调动活跃不拘的思路和洒脱飞扬的笔墨，从而避免了通常的八股乏味之病，使行文引人入胜。
    无庸讳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通盘研究秦汉历史，本书既为开创，也不可避免有一些不够成熟之处，这主要表现在方法论的运用和材料的鉴别上。
    翦老对秦汉商业资本的作用，作了比较夸大的估计：如认为秦统一天下，是“由于商人地主之财政援助和政治活动”；秦和两汉政权的性质是“商人地主的政权”；对边疆的开拓是“为了打通到中亚的商路”，使得“商人在政府武装保护之下，展开与匈奴和西戎之间的繁盛的贸易”。同样，导致两汉政权最终崩溃的土地兼并，也是由于西域不通，“中原手工业制品失掉重要市场”，商人和商业资本退归内地倒灌农村直接引发的。这种看法一方面固然是囿于当时的研究水平，但另一方面也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力图贴近现实政治的战斗性有关，隐含着对国民党官僚资本的革命义愤。写历史借古喻今，诚然可以揭露敌人，鼓舞人民，但却很容易出现非历史主义的毛病，稍失把握，即导向公式化和简单化的弊端。
    翦老在对阶级分析方法的运用上，有时也以人物的出身来判定，失之于简单化。如认为屈原作为当政的领主贵族，“既无力挽救自己集团的没落，又不愿参加新派的活动”，只有“走向了消极自杀的道路”。认为刘邦是“接近于商人地主”的小土豪出身，从而“决定了他之必然走向商人地主的方面”。而王充是一个农民家庭出身的学者，他的哲学就“正是当时一般苦难农民的意识之抽象”。同时，本书也出现一些史实的错误，如对东汉垦田总数的估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