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先生论史，虽然常常于细微之处见精神，但也并非不注意从宏观上把握大趋势。他以进化论的眼光看待历史的“变迁不已”，但又推重渐变和缓图，认为突变无益于社会之治。他举周秦之间为例，制度可确定于一夜之间，但文化底蕴人心世情等更深层次的东西则必有一个迁延过程。秦的教训在于“废封建行郡县不宜行之太骤，所以见天下事必以渐进，而躁急者之不足以语于治也”。西汉中期后“地产不均”，董仲舒、师丹开“渐进之策”，而王莽急进，“收土田为国有而均分之”。结果这种“根本改革之计”招致大乱，大刀阔斧终不能行。
    1946至1947年实在特别，两年中出了整整四部《秦汉史》。除前已言及，还有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李源澄著《秦汉史》。李先生曾在浙江大学和四川大学讲授秦汉史，此书即缮理旧稿而成。根据作者《自序》，此书文体以“简约”为主。“人人所知者则不复言，即其关系甚大不能不言者，言之亦从简略。若所关甚大而为人所忽者，则言之从详。若人无异义，则直言之，不多费辞。”因此作者自谦“属辞则有愧撰著体裁”。翻检此书，确实与一般“描述性史学”不同。全书共列二十三部分。前十五部分以帝王朝代系目，如“始皇二世”、“武帝”、“冲质桓灵献”等。后八部分分类立目，如“政治思想”、“选举与学校”、“社会风尚”等。它的特点是夹叙夹议，重心不在叙而在议，有类于一部全面系统的秦汉历史“评论集”。语体近于文言，不采用考古材料，概念术语也多是传统的。至少从形式上，本书笼罩着一种不为现代读者所亲近的“学究气”。
    在此十年之后，钱穆先生的半部《秦汉史》在台湾出版。它共分七章，上自秦统一，下至王莽新朝，未及东汉。这本是作者三十年代在北京大学所撰讲义一种，尚未完编而搁置。钱穆是本世纪最有影响的学界泰斗之一，人称与胡适的“自由派”、大陆的“马列派”鼎足而立，为史学“传统派”的祭酒。这部《秦汉史》虽为人注意不多，但也充分体现了他的学术思想。
    钱穆著史，持一种以学术思想为核心的文化史观。在《秦汉史》中，虽然包括政治、学术和社会经济三事，但政治为历史事态的“结顶”，学术为“干柱”，经济为“基础”，上中下三层，起根本作用的是学术思想。他认为，一部历史就是一部文化史，就是文化精神的展开和演进。历史之所以能在长期的进程中持续绵延，靠的就是充盈其中的民族文化精神。政治受学术的指导和制约而演进，是一种现实的现象和结果；经济仅为经国济世之用，并不体现历史的进步。所以作者在本书中，正是以学术文化为线索，来考察分析秦汉史事的。如认为三晋文化西行促成商鞅变法；焚书之案，在于仿上古王官之制，禁绝私学；秦之亡，在于不察民心思倦，未能移动为静；汉兴之后，平民为天子，“封建”之局全破，济之以学者冷静之意态，遂成宽简之治。所以秦与汉“此中分界，并不在法规制度之相袭，而惟在心情意态之有异”。（第47页）作者认为，秦末之乱，“此特一时政治之失调，若论其时中国民族精神，则正弥漫活跃，绝无衰象。故及汉之兴，休养生息，而已元气磅礴，蔚为极盛。”（第34页）
    作者谈及汉武一代政治的背景，认为黄老申韩，主于应衰乱；惟经术儒生，高谈唐虞三代和礼仪教化，独为盛世之憧憬。这就好比“人之病起，舍药剂而嗜膏粱”。这种复古运动推至极致，遂成王莽代汉改制的文化根据。作者论道：“汉廷政治，已如秋果之熟，不击自坠。人心向倦，皆求一变故常以为快。晚汉学风，一言礼制，渊源鲁学，重恤民生。一言灾异，本自齐学，好测天意。王莽论政亦鲁学礼制之遗风，后更缘饰以五德符瑞之谶，以齐学为助澜。二流同汇，又济之以外戚之权藉，遂移汉祚。其间因果非尽王莽一人之奸诈所得以成事也。 ”（第282页）钱穆论史多此类，自有其细密深刻之处。
    钱著《秦汉史》，也不是那种以知识为基础的“描述性史学”，论事有详亦有略，结构并不太推敲。他认为史学不能离开义理、辞章、考据、经济四个成份，但以义理为首要，“史学主要在一个是非”，是非即有关义理。史著“若一无德行二无情感，一意来求历史知识，决不足称是”。作者史学的整体特征是儒家的人文主义，提倡一种有生命有精神而主客兼融的学问，来为中国社会和人生理想找一出路。通过著史，“惊醒国人的爱国意识，使其对自己的历史文化产生敬意，使民族文化中固有的生命力得以发舒和成长。”由于历史观的限制，作者眼光多关注于人们活动的思想动机，而忽略了历史发展中更为根本的经济和阶级原因。他青睐历史的渐变，反对飞跃和突变，从而导致对大规模农民战争的否定。他否认中国秦汉以后的封建性质，而认为是由士农工商组成的“四民社会”，是和谐流动的，没有明显的阶级对抗和贫富差别。作者从根本上反对激烈的革命和斗争，而主张点滴进化与保守的改革。
    由于长期的隔绝，我们对海峡彼岸的同行了解不多。劳幹和钱穆所著，基本算是三四十年代的作品，而姚秀彦先生的《秦汉史》，初版于1974年，则让我们看到了真正台湾学者的史学研究成果，眼界为之一开。这是一部高水平的学术著作，内容深切厚重，体例完备规整，语言平实清新，学术性与可读性得到了较好的结合。
    本书采用章节体，共分四编12章。秦、西汉、东汉各为一编，以时间为序，分段叙列政治举措与重大史事，详实周密；又随时辟出专目，探讨盛衰成败原因，条分缕析，十分清晰。最后一编为“秦汉制度”，4章分叙职官、选举、四边民族、兵制、刑法、赋役、社会等级、 经济、生活日用、学术思想、文学艺术、史学、科技诸多方面。其中职官和学术思想部分最为扎实细微，四边民族的内容与前三编略显重复，经济部分偏重于政策，对大陆学者十分重视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和社会经济结构几无涉及，而且没有秦汉宗教和社会习俗方面的内容。但总的来看，全书一纵一横，还是比较真实全面地将秦汉社会的整体风貌呈现于读者面前。
    本书在史料采撷上，仍只重传统文献，而基本上没有利用考古材料。如论及秦汉刑法而不及简牍材料；论及汉代冶铸只言铜，不言铁，对大陆相关遗址的发掘报告完全漠视；谈秦代服役年龄仍沿袭“二十三岁始”的旧说，笼统说战国以后土地完全私有等，都说明本书的一些局限性。当然原因主要是客观环境造成的。
    姚著《秦汉史》在研究秦汉历史时，除强调文化中心和重视政治大背景外，也注意分析历史人物的个性和心理。作者不是简单地把他们视为阶级的代表或历史规律的工具；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作者往往辟出专节，如“高祖的才调”、“武帝的个性与作风”等，几乎每位帝王的脾性爱好都有介绍。在谈及楚汉战争的结局时，作者除列出政治的、地理的、军事的原因外，还专门谈到刘、项二人作风不同。项羽具有楚人的气质和贵族的道德，是“热情型”；刘邦是典型的东方平民，是“理智型”。
    最后需要介绍的是《剑桥中国秦汉史》，这是一股从西方吹来的清新的风。一位海外学者曾说：“最好的本国史都不是本国人所著，例如犹太史、阿拉伯史、美国史……”此话虽不尽然，但也有一些道理。本国人写史，往往会带有一些民族感情、思维定式等因素，不自觉地产生“价值参与”，妨碍冷静严肃的学术研究。更有甚者，以肤浅片面的颂词沉迷于祖先的辉煌，以廉价夸饰的自豪沉迷于往昔的骄横，而忽略历史的积垢。但局外人因为有“审美距离”，往往更容易超然客观，会少一些功利性的主观先行。所以对《秦汉史》编撰来说，这本外籍学者的著作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和意义，就在于它的独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