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林剑鸣先生又与学者赵宏合作，出版了一本《秦汉简史》。本书基本上是在林著《秦汉史》的基础上缩编而成。原书的一些精华部分如“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等被保留下来，而且叙事更富于文彩，增加了不少可读性。既名为“简史”，自然要舍弃一些内容，在内容安排的详略上，就有一些失衡之处。比如同是秦朝制度，法律部分细密详实，军事部分则简略过甚。在叙事上，“党锢之祸”占了很大篇幅，而对霍去病的“陇西战役”却只字不提，都有失允当。
    近年较有影响的一部《秦汉史》，是由田昌五、安作璋两位先生担任主编，由6位中青年学者分章撰写而成的。 本书和林著《秦汉史》比较起来，更侧重于学术的深度，注意点在“质”而不在“文”。严格地说，这是一本写给“学者”看的过于专业化的书。
    本书旗帜鲜明，力图在新的背景条件下，捍卫马克思主义在史学研究中的主流地位，但同时又注意清理和克服过去简单化、公式化的“左”的毛病。秦汉时期有三次大的农民战争，本书都将其放在重要地位上，给以特有的重视，加以重笔描绘。全书共有八章，其中三章以农民战争作为通章大标题。
    如果单看本书的章节目录，它的结构体系是相当“传统”的，人们也许会得出本书毫无新意的印象。其实不然。本书宗旨在于重新思考一些重大的学术问题，对一些习以为常的历史观点进行梳理、检讨和论证，特别是对长期以来研究不深不透的秦汉社会制度加以条分缕析，溯流求源，以求《秦汉史》的编纂能植根于更加坚实的基础上。比如对焚书坑儒，本书否定源于儒法之争的一般看法，而是判为“推行法令的需要，民间所藏法家之言同样要焚毁”，“秦皇如此，汉武亦然，只是手段略为缓和，具体内容有所不同而已。”这就从一种历史必然的角度而不是秦始皇的个人因素来看待政治统一和思想文化统一的关系。言秦汉职官，本书最为通透。如关于西汉丞相权力的升降和中朝的出现，关于东汉三公权力的削弱和尚书台的加强，关于从秦到东汉监察制度的沿革，关于两汉选官制度的确立和发展等等，本书都写得严谨详实，是所有断代史著作中最好的。本书有一个突出特点，言事多由先秦始，决不就秦汉论秦汉。这特别表现在文化史和民族关系史的部分，都回溯先秦，不但能把问题看得更清楚，也使本书增加了厚重感。本书关于思想史，论述也有相当深度，尤其是“东汉末年的社会批判思潮”和“清议及其向清谈的转化”两节，都深切腠理，下启魏晋，当非其他著作泛泛之论可比。
    本书对文献材料的利用比较充分，于考古材料似嫌薄弱。比如秦代一章，完全没有“法律制度”的内容，也不提睡虎地秦简，终为缺憾。本书由集体编写，各部分详略不一。许多史料径引全文，不加解说。文笔以简洁见长，但过于平实。在断代史的编写方法上，似乎从读者接受的角度考虑得少了一些。
    三
    二十世纪的实证史学是从清代考据学发展而来的。以王国维为代表的一批杰出史学家，继承了乾嘉学者“无征不信”的优良传统，又吸收了近代西方的史学观念和方法，由史料的考订辨伪论定古代的制度文物，再由制度文物考察历史的发展变化。这一流派对胡适影响很大。他曾说：“史学有两方面，一方面是科学的，重在史料的搜集与整理；一方面是艺术的，重在史实的叙述与解释”。具体而言，有的学者如傅斯年，主张史学即是史料学，强调科学的历史学应是“考史”而不是“著史”；有的学者如钱穆，在史学“求真”的前提下，又强调须借助于史家的“主观体验”，认为“世界上绝无纯客观的历史”。“我须能亲切投进，浸润其中，与古为一，此才是真学问。”所以实证史学并不是一个准确的概念，仅可视为非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个宽泛之称。几乎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同时，这一流派也出现了一批断代《秦汉史》著作。
    劳幹先生是本世纪整理和研究汉简的首席大师。1946 年9月，他为“青年文库”写了一本仅6万字的《秦汉史》， 以为青年学生的课外读物，自然才具难伸。全书分十章，从“秦的兴亡”到“季汉兴亡”，娓娓道来，笔法也通俗清新。最后一章述及“两汉的学术信仰及物质生活”，既有经学、教育，又及铁犁牛耕、奴隶使用和舟车宫室文具。此书1952年在台湾修订再版，增加了“秦汉制度”等内容，变成了十四章，才使之稍具规模。
    劳著《秦汉史》，特别重视民族疆域和政治制度问题，体现出一种“经世致用”的精神。作者认为，秦汉时期“地理的中国区域，皆为（汉代）明诏所及”。因此，“凡中华民族公民，应努力保持，子子孙孙，永守勿失。”秦汉还给后世留下一些明确的制度，包括官制、兵制、法律、学校、选举、财政货币等等，“无一不是树立了稳固而长久的基础。”特别是政治制度，经过了法家、黄老、儒术指导下的各种“实验时期”，体现出“简单明洁，富于效率”的特征，“这样对于树立数千年安定的政治，关系至大”。（《自序》）
    在历史观上，作者反对“决定论”。比如东汉灭亡，作者认为是由许多偶然事件凑成的。作者也反对使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如谈及陈胜起义，认为“群众领袖最终目的是为个人取得富贵，毫无任何阶级自觉”。谈及陈项失败、刘邦胜利，认为“毫无平民贵族的原因在内”。全书较少谈及的社会经济，也是放在“物质生活”部分，作为文化的内容，与政治演进无涉。这些在今天看来，都妨碍了作者在更深层次上透视和把握历史。
    1947年3月， 吕思勉先生较大部头的《秦汉史》（上下册）由开明书店出版。在史学界，历来对吕著《秦汉史》的编纂方法颇多微词。有人认为，它“每述一事，平铺直叙，轻重难分，全用旧史料堆积起来”，“几乎成了一部秦汉史题材的史料书”。这种看法多半由误解而来。确实，本书的叙事方法比较陈旧，史实往往径引文献原文，又不作铺陈解说；议论夹于其中，也使用文言化的语体文，简略过甚；再加上每段行文过长，都难让一般人卒读。但不能因此而“一叶障目”，完全湮灭它的内在价值。
    全书共二十章，分为两大部分。上册十二章，以时间为序，有条理地叙述每一区段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的发展演进，既钩稽史实，又有考证辨析和评论，创见迭出，十分扎实。下册八章四十七节，分门别类描绘了秦汉时代社会生活和文化面貌，内容广泛，材料翔实，实为本书精华，对《秦汉史》编纂体例的发展，也有开创之功。西方一位哲人说过，历史学的价值在于“它告诉我们人已经做过什么，因此就告诉我们人是什么”。这种“人的活动”更多的应是普通人的生活和感情，可惜在“帝王家谱”式的旧史学中被有意抛弃。就是在一些新史学著作中，“人民群众”被概念化为一个符号，以政治为中心，写社会经济和意识形态都是高度政治化的，鲜活的普通人生活的历史反而被剔除无遗，直落得干瘪而缺血少肉。吕先生在此一部分中，花费了艰巨的劳动，从社会经济到政治制度，从社会等级到地方风气，从婚制葬俗到饮食衣服，从文化艺术到宗教祠祭，其全面、细致和深入的论述，在所有断代《秦汉史》中当为仅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