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秦汉史》是由美、英学者费正清、崔瑞德主编的一套历史著作。因为考虑到撰写《先秦史》的学术条件尚不成熟，《秦汉史》就成为这部书的第一卷。全书16章，分由12位长期研究中国历史的海外学者撰写。这种安排有利有弊。大凡集体著书，多是紧密结合型，由主编严格规划宗旨、纲目结构及各部分的内容衔接，文字风格也大体类似。这样的成果内容整齐，结构明晰，观点一致，但容易失却个性，沉闷呆滞。本书为自由松散型，每章由专家自我撰著，甚至将别时所写文章原文移入。这样的优点是可以充分展示各家之长，学术个性突出；但也造成许多内容叠压重复，观点前后不一，文风互异，立言矛盾等不谨严之处，甚至使人有种“论文集”的错觉。由于每位作者优长不同，各章学术份量也有差异。从整体上看，一些曾受过汉文化长期熏陶的亚裔学者写得更为扎实确凿，而有些作者在微观材料的处理上则有失全面准确，给人以“隔”的感觉。
    总的来看，本书体现了以下几个特色。
    一是以批判的眼光审视历史，既不盲目信从文献记载，作古人成说的奴隶；也不从固定的概念出发，成为现代意识形态的传声筒。本书作者重视史料，《导言》的主要部分就是分析史料及其问题。每章的开头或附录部分，也多要专门来谈史料。但在史料的利用上，往往又是持审慎的“保留或怀疑态度”。本书作者往往采用考古材料验证文字材料的办法，如“考古学不能证实秦拥有压倒对手的冶铁技术优势”；“睡虎地秦简没有证实秦的严刑峻法”等。
    关于民族关系方面，作者认为文献上的材料是“用中国人的观点写成的，并且被中国官员的态度、偏见和记录所歪曲”，由于其他民族或邻邦没有留下他们自己看法的“任何文字记录”，因而这种东西“缺乏外部的制约”。所以作者认为“汉代版图的外沿边界肯定是夸大了的”，“大量外交活动出于想象而不是严格按事实写的。”关于经常使用的儒家、法家和道家这些“思想结构”的名称，是被汉代学者加以划分和贴上标签的。作者指出，他们并不是“有明确定义的哲学学派”。这种“过分僵硬的分类”往往是错误的。
    二是从文化的意义上观照和透视历史。秦汉时期作为持续不断的华夏统一的重要一环，把它与前代和后代紧密连结的，与其说是政治、经济的因素，更确切的倒不如说是文化的原因。民族语言、习俗和精神常常成为凝聚之核，炎黄血缘、华夏文化常常超越政治对抗，不管统治者还是庶民百姓都习惯性地生活在同一民族心理氛围之中。文化对历史来说既是财富也是包袱，潜在地发挥着巨大能动作用。《剑桥中国秦汉史》对此十分重视，从第12到第16章，专门论述思想文化和社会礼俗，内容丰富，篇幅占了全书的三分之一。这种比重，反映了西方学术界强调文化研究的特色，在国内史著中是见不到的。这部分专史涉及到许多问题，也常常为其他著作所忽视。如上古中国神话在秦汉时期大量消失，而被新演变出来的文化结构所吸收；如从商人祭帝、周人祭天、五行说兴起一直到被王莽确定下来郊祭仪式的宗教演变；如小文化系统内民间利用占卜巫术对神鬼的崇拜；如从马王堆帛画来看秦汉人的死亡观念、鬼魂魄的区别及丧葬礼俗等。对传统所重视的意识形态，作者也都能写出新意，如对儒家“政治道德化”和“教育万能论”这种先天性缺陷的深刻批判，并指出这种特点“一直延续到20世纪”。
    对文化的重视不仅表现在5章专史之中，而且贯穿于全书， 也表现在前面各章对政治军事史的叙述之中。过去一些著作把秦汉历史分解为经济的和政治的，简单从经济直接推导社会变化。但所谓生产力，其主体是有血有肉的有一定文化心理价值态度的人，小农生产方式也是小农理想、习俗观念、情感意志的产物，不仅是抽象的概念。撇开研究分类的需要，经济与文化的界限、政治与文化的关系在历史的实际生活中是很不容易确定的。所以在本书中，文化不是一种僵硬的教条，而是弥漫隐寓于全部历史事实之中的有机成分。
    第三是以更新的方法指导史著的编纂。《剑桥中国秦汉史》是在西方“为一般读者而不是中国学家写的”，而且是“一部有内容的基础性”的著作，它就要考虑如何能够使读者接受。一般来说，它把史学名词、术语和文献引文加以改造，变成带有作者个人理解性的通俗流畅的叙述性文字，行文尽量带有知识趣味并能给人以启示。在政治史部分，作者重视人物的活动，并描述他们的心态个性对施政的影响。在叙述历史事件时，作者不是严格按编年的办法，而是选取典型事例，跳跃性地描绘出趋向座标，不求面面俱到。这样更简明流畅，不致因繁杂的铺陈而吓跑读者。图表比起文字叙述来，具有直观的长处。本书大量使用地图和各种表格，以显示疆域、都城、人口密度和各种能够加以统计的数字。
    西方学者对使用数字统计方法的定量史学一向怀有浓厚的兴趣，尽管受到史料密度的限制，这种方法在本书中难以全面展开，但本书作者还是进行了一些尝试。由于地理环境的限制，秦汉时期的中国人还很少有真正意义上的世界交往。西方学者却从“世界史相”的观念出发，认为“中国的历史属于全世界”。在研究社会史时，作者认为中国与欧洲或印度等相比，是一个相当开放和流动的社会，统治集团上层不是固定不变的，而且上下可以逾越。因此本书采用了西方的社会分层理论，即以政治上的等级而不是以经济上的阶级划分社会集团，既与传统史料记载相符，而且也可以包容“士”、“游侠”、“文吏”等更多的内容。
    总之，“他山之石”在许多方面都可以给我们以有益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