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所面临的根本问题是如何实现国家的独立、民主和富强，为实现这一目标，近代中国的仁人志士作出了艰苦不懈的追求，掀起了向西方学习的思潮。在近代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社会大潮中，严复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他是近代中国第一个系统介绍西学、提倡资产阶级思想与文化并用以挽救中国民族危亡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
    （一）
    严复（1854-1921），字又陵，又字几道，福建侯官（今福建闽侯）人。少年时已诵读了数年的经书，对宋元明儒的学说有相当的了解，并初步触及到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的核心，这不但奠定了较深厚的国学根基，而且也为其日后学习和传播西方文化起到了正负两方面的影响。1867年，严复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进入福州船政学堂学习，5年后成为船政学堂的第一批毕业生。在船政学堂的5年中，严复所接受的主要是新式的海军知识与训练，所学课程有“英文、算术、几何、代数、解析几何、割锥、平三角、弧三角、代积微、动静重学、水重学、电磁学、光学、音学、热学、化学、地质学、天文学、航海学”[①]等。毕业后到军舰上实习，先后游历过新加坡、马来亚、日本、台湾以及渤海湾、辽东湾等地，增长见识，对西方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有了点感性认识。1877年，严复为清政府选送赴英国学习海军。他先进入抱士穆德（Portsmouth），肄业后又进入格林尼次海军大学（Greenwich Naval College）深造，1879年回国，共计留学两年多的时间，其间曾赴法国游历一次。留英期间他学习了高等数学、化学、物理学、海军战术、海战公法及枪炮营垒诸学，成绩优异。虽然时间短暂，但这次留学对严复一生思想的发展有非常重大的关系，可以说严复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就是在这个时期萌芽的。因为严复不仅在此短暂的时间中学习了自然科学知识，而且他还对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为其日后进行中西文化比较研究奠定了基础。并且，此时的英国正值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资本主义欣欣向荣的景象吸引和激励着他，促使他在感叹祖国灾难深重之际，发愤攻读西方资产阶级的哲学、政治、法律、经济等方面的著作，并开始进行中西方文化和社会的比较研究，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不过，此时的严复也摆脱不了仕宦风气的影响，他同样希望能像别人一样在科举道路上打开一条道路，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从1885年到1893年，严复先后参加了四次乡试，结果却屡屡落第，所幸的是他通过孜孜不倦的刻苦攻读，虽然未能遂其宿愿，但却玉成了他中学的深厚根基。
    每个时代的先进分子都避免不了地要受到时代的影响。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严复和其他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样，从科举的幻梦中幡然醒悟过来，开始投入到现实的维新改革中。甲午战争是严复思想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他愤于甲午战争中清朝的惨败，并认识到清军的失败并非武器装备上的失势，而是与国家的制度等密切相关。因此，他着手介绍、宣传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希冀能促使国人猛醒，以改革当今社会制度，救中国于亡国灭种之危机中。严复是近代中国第一个系统地介绍西方文化思想的人，1895年他在天津《直报》上发表了四篇轰动一时的重要论文--《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和《救亡决论》，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政治主张及理论基础，也表现出了他对于中西方文化的态度。在近代中国，严复的思想和言论影响了一代人，起着震聋发聩的作用。
    （二）
    在中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上，严复是近代中国开先河者。由于他既受过严格的中国传统式的教育，又到西方资本主义的典型代表英国留过学，集中学与西学于一身。而严复对西方思想文化的研究，得到了改良派梁启超赞誉，认为严复是中国西学之第一人。在当时的情况下，严复对中西文化进行了比较研究，即对中国传统的封建文化和西方资本主义文化进行了比较研究，希望从中揭示出西方资本主义富强和中国贫弱的根本所在，以确定中国文化与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
    在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中，严复发现中西文化间存在着很多的差异，这些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中西方之人的价值观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严复认为：“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中之人以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进无疆、既盛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为学术政化之极则。”[②]他认为西方人求胜于古人而渐进步，日渐发达；而中国人时时流连忘返于古训，墨守陈规，终日生活在古人的光环之下，不思进取，因而国势日衰，江河日下。由此还导致了中西方人政治理念的不同：中国人崇尚相善相安、明哲保身、尊古保守，而西方人则讲求竞争取胜，非竞争不足以图生存、不足以图富强，从而竭力谋求人民的主体发展和自身的进步。在严复看来，这种现象更进而导致了中西方政治制度的不同：中国是行政、立法和司法等一切大权集中于君主一身，三权合一，推崇“三纲”、“亲亲”、“以孝治天下”；西方则相反，崇尚三权分立，“平等”、“尚贤”、“以公治天下”。[③]
    其次，中西方培养人才的宗旨和目的也存在着较大的不同。在严复看来，中国的教育制度的目的只是造就为专制制度服务的人才，学子的唯一出路以及他们名位的高低全部寄托于入仕为宦这一点上，他们以入仕为宦为归宿，为光宗耀祖的资本。因此他认为中国的教育最高不过是求得一些治理百姓的人才，至于其它的诸如谋求国富民强的人才，由于教育制度的种种缺陷而无从求得，也无从改进。而西方培养人才的宗旨在于注重培养“善群”的人才，因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认为要使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安乐，就必须要使每一个国民都受到良好的教育。从中西方教育宗旨与目的出发，严复认为中国的教育仅仅造就了少数御用的人才，而西方的教育则可以普遍提高国民的整体素质，并以富强国家为最终目的。由于在这个问题上严复有切身的体验，因此严复对延续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大加抨击，在《救亡决论》中，他痛苦淋漓地批判了科举制度，并认为废除八股取仕制度是当今中国变法图强的第一要务，“天下理之最明而势所必至者，如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是已。然则，变将何先？曰莫亟于废八股。”这是因为八股制度“非自能害国也，害在使天下无人才。”[④]在严复看来，八股取仕的科举制度有三大危害，即“锢智慧”、“坏心术”和“滋游手”，并且，严复认为国家推行科举制度的目的应在于“为国求才”和“劝人为学”，而这两者都必须以“有用”和“富强”来作标准，然而现在的八股取仕制度只能“使天下消磨岁月于无用之地，堕坏志节于冥昧之中”，“上不足以辅国家，下不足以资事畜，”因此他主张为今之计在于“痛除八股而大讲西学。”[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