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史学流派与思潮的研究已经成为近现代史学史研究中的一个热点，有关的论 文甚多，且多有新意和深度。侯云灏先生的《20世纪前期中国史学流派略论》一文[1] ，对20世纪前期中国史学流派，归纳胪列，一一概述其特征和演进轨迹，颇见功力，唯 将吕思勉的史学归入古史辩派，似可商榷。
    史学流派的划分和归类，既取决于历史学和历史学家本身的状况，也取决于研究者的 划分尺度和标准。如果以19、20世纪之交为界，将前后的史学状况作一比较，那么，侯 文所列出的大部分史学流派，都可以归入20世纪前期的新史学。吕思勉的史学自然也属 于新史学的范畴，这或许更便于讨论吕思勉史学的特色以及他对新史学所作的贡献。
    我国史学起源甚早，历史悠长，但真正具有“范型”意义上的史学革新，要到20世纪 初才发生。新史学的开山者是梁启超，他发表于1902年的《新史学》可视为新史学的宣 言书，经过其后数十年的发展，形成了一种与传统史学不同的史学新“范型”。对于20 世纪前期的新史学的特征，史学史界有各种不同的概括，笔者认为，新史学主要在四个 方面体现出它与传统史学不同的特征：（1）历史考据学上的新方法和新趋向；（2）从侧重 于史籍训诂、校勘到史实的考证，再进而贯串、会通地说史；（3）建立通史著述的新模 式；（4）社会科学理论在历史学中的运用。身处这一时代的历史学家，或多或少地会在 他们的史学著述中反映和体现出上述特征，在这些方面做出成绩或贡献，从而为我们评 说包括吕思勉在内的史学家们在20世纪史学史上的地位提供了切实可靠的依据。
    一
    史学研究的基础工作是对史料和史实的考证，通常称之为历史考据学。从学术传承上 看，传统史学在这一方面积累了大量的有价值的成果，为新考据学的产生和发展提供基 础。新考据学的成绩（也可视为特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用新观念、新方法系统 整理古史材料；二是扩大史料利用的范围，如地下考古材料来证史、诗文证史等，并由 此而形成了考据学上的一系列新方法。吕思勉在这方面的成绩，主要体现在第一个方面 。
    我国先秦古籍，大多口耳相传，至汉代始著于竹帛。其间辗转流传，难免有后人的羼 入。历代学者、特别是清代学者对先秦古籍作了大量的整理，但都限于校勘、辑佚及训 诂，而对后人羼入的问题一直没有系统的解决。“拣剔”这些羼入的东西，全盘整理古 史材料，是为新考据学的任务。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可以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辩学派为代 表。说吕思勉不是“古史辩派”，这是因为他的古史观与“古史辩派”不尽相同。在《 古史辨》第七册的序言里，吕思勉提出了古史真相“逐渐地剥落”的观点，认为研究我 国上古史，除了要注意“层累造成”的一面，还要注意历史真相“逐渐剥落”的一面， 应采取“层累地造成”与“逐渐地剥落”相结合的观点[2]。在古史“层累地造成”的 过程中，历史真相则是“逐渐地剥落”，不过，“古史之传于后者”仍有其真相的幸存 者，那就是古史材料中的“极简略之词”和“单辞片语”。凡单辞片语未经扩大者，其 说皆可信，然其详则不传。比如，尧舜禅让之说，“予昔极疑之”，尤其是“谓尧舜禹 之禅让，皆雍容揖让，一出于公天下之心，”更不可信。“古代史事，其详本不可得闻 。诸子百家，各以意说。儒家称美之，以明天下为公之义；法家诋斥之，以彰奸劫弑臣 之危，用意不同，失真则一。”“然儒家之说，虽非史事之真，而禅继之义，则有可得 而言者。”“今之论者，举凡古人之说一切疑为有意造作，则非予之所敢知矣”。所以 ，我们不能因为古史材料有后人的羼入而一笔抹杀它的价值。（注：钱穆《国史大纲》 第一篇第一章《中原文化之发祥》中，也有同样的观点。）
    在研究方法上，吕思勉主张疑古、考古和释古三者并举而不可偏废。他说：今人与古 人所见自不能同，所见异，于古说安能无疑。而古书之训诂名物，又与后世不同，今人 之所欲知者，或非古人之所知；或则古人以为不必知；又或为其时人人之所知，而无待 于言；而其所言者又多不传；幸而传矣，又或不免于伪误。如是求知古事者，安能废考 释之功，然于今日之理，异于古人者茫无所知，则读古书，安能疑，即有所疑，亦必不 得其当，而其所考所释，亦必无以异于昔之人，又安用是喋喋为哉？故疑古考古释古三 者必不容偏废。然人之情不能无所偏嗜，而其才亦各有所长。于三者之中，择其一而肆 力焉可也。而其不可于余二者绝无所知，而尤不可以互相诋排，此理亦灼然，而世之人 多蹈其失……[3]（pp.264-266）
    吕思勉的古史观虽与古史辩派的看法不尽相同，但两者并不对立。或者说两者是异曲 同工，相得益彰，互相补充。如果说疑古派的研究侧重于“破坏”，那么，吕思勉的研 究则侧重于“重建”。其实，“破坏”、“重建”均为学术分工上的需要，就个人而言 ，可凭其才性“择其一而肆力焉”；就学科建设而言，“疑古、考古、释古三者必不容 偏废”，而且彼此不应“互相诋排”。所以，吕思勉主张古史研究当持“不容偏废”、 不“互相诋排”的态度，遗憾的是，这一意见在当时并未能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同和响应 。（注：当年如能逐步培养出一种良好的学术氛围，一种对学术“异己”的兼容并蓄， 则对刚刚开始的新史学的建设是极为需要的，遗憾的是这种良好的学术氛围到后来竟成 为一种奢望。）
    用古书之外的材料，如考古发现、诗文、小说中的材料来证史，在传统史学中也有偶 尔的运用，只是未受到普遍重视，因为新材料的发现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自19世 纪末起，甲骨金文、秦汉简牍、新材料层出不穷，于是，“两重证据法”、“以诗文入 史”等方法遂得以发扬光大，成为20世纪前期的学风时尚和潮流。论者或说，吕先生的 古史研究，主要以经、史典籍为依据，未能注意甲骨、考古材料，未能“使地下史料和 纸上史料密切结合”，是为不足之处，不必“为贤者讳”的。[4][5]不过，此也有其缘 由：一是因为当年作伪甚多，发掘之材料“陈列以供众览者少，报告率出一二人，亦又 未可专恃”[6]，要利用这些新材料，非得有自己深入切实的研究，随便引用，或敷衍 承袭，这为吕思勉所不取。二是受治学条件的限制。在现代史学家中，论治学条件之艰 苦，吕思勉是较为突出的一个。珍稀罕见史料的找寻利用，需要有一定的条件，如物力 上支持、人事上的便利等，这都是吕思勉所不具备的。他一生研读过的书极多，但所用 的都是普通的古书典籍，从未经手过什么珍稀孤本和甲骨材料。其三，则是与吕思勉的 禀性有关。吕氏为人平实且特立独行，不赶时髦、不趋新潮（不必否认，当年在通史编 撰中使用些甲骨材料，是颇为新潮的事）；惮于与人（尤其是名人）交往，这种性格气质 决定了他的治学风格上不会走“以新材料取胜”的路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