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思维特征而言，“通贯”和“周赡”往往难以两全齐美，一如绘画的大写意和工笔 画，得气势神韵，难免疏阔遗漏，反之也然，这实在也是通史著述难以完满的主要原因 。通史的周全博赡，不等于事无巨细、面面俱到，纷繁复杂的史事如何选择，详略如何 安排，都颇有一番斟酌考量。吕思勉的处理方式是以社会史和制度史为两翼，另加民族 史一块，至近代以后，则再加中外交涉的内容。通过这样的安排，力求全方位地展现某 一时代的历史面貌。1939年，吕思勉在编撰《吕著中国通史》时，又尝试一种新的通史 体例。他认为：流行的各种通史著作，其对典章制度的叙述，往往缺乏系统，不够连贯 ，不能形成系统的历史知识。为了克服这种毛病，他将马端临《文献通考》中的“典章 经制”和“理乱兴亡”加以改造，分别用来叙述“静的历史”（社会文化制度）和“动的 历史”（政治史），《吕著中国通史》分上下两则，上册叙中国文化史，下册叙中国政治 史。（注：有关《吕著中国通史》的成书经过，可参见该书的前言、自序和绪论。）吕思 勉在40年代后写成的四部断代史，也都是沿用这个模式。
    总之，吕思勉的两部通史著述，颇能体现梁启超新通史的理想，他所尝试的两种编撰 模式，在今日仍有借鉴和参考的价值。此外，在编撰体制上，如序言总论、行文注释（ 用双行夹注，附记必要的考证、资料出处等）、参考书目（参考书、他人的研究成果）、 记年记地（纪年以民国纪元逆推，地名则标明其今地名）、甚至格式标点符号（凡引文成 文的，提行另另）等方面，吕思勉都作了一番新改革，力求整齐规范，以符合 现代史学的发展要求。所以顾先生称吕思勉的通史著述为通史写作开一个新的纪元，当 非过誉。
    四
    吕思勉是史学界公认的旧籍读得最多的一位学者，其实，他在新书的学习、研读上所 下的功夫，决不在旧籍之下。严耕望说他是国学基础深厚，而治史意趣却不保守。这实 在与他对新书的研读，对新学说、新理论的吸取、运用有关。
    吕思勉认为，作为一个现代的史学家，决不能以熟读经、史、子、集为满足，他说： 今日言历史，尤易有科学的眼光，“史学之研究，即以得他科学之辅助而益精，如推古 代年月者，可借助于历学，考求古代人民之生活状况，可借助于经济学”[3]（p.82）。 在1945年出版的《历史研究法》中，吕思勉再次强调“现代要想研究历史，其第一个条 件，就是对于各种科学，先得要有一个常识。治史学的人，往往以为社会科学是紧要的 ，自然科学则不甚重要，实亦不然。有许多道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是相通的。如演 变的观念，若不知道生物学，就不能知道得真确。又如治历史，要追溯到先史时代，则 史家对于地质学，岂能茫无所知？这是举两端为例，其余可以类推。所以治史学的人， 对于现代的科学，都不能不略知大概。否则用力虽深，也和一二百年前的人无以异了， 安足称为现代的学问家？”[14]（p.35）他很敏感地认识到，现代史学的进步须得到各种 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帮助，需要引入它们的理论、方法和成果。其中，常为吕思勉所 论及的有进化论、唯物史观的经济学说、社会学、考古学、地理学、文学等。（注：曹 聚仁曾称钱穆是当年唯物史观运用得最好的学者之一，说中国学术界最懂唯物史观的， 只有张东荪、冯友兰，钱穆三人。（曹聚仁：《天一阁 人物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年12月版，第255页）此说能否成立，自有不同看法，但曹氏的看法值得重视，至少说明 当年受唯物史观影响的并非只是一般我们熟悉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
    吕思勉曾自言，他一生思想经历三大变化：童年时最信儒家学说，向往社会大同；17 岁后信服法家；20世纪30年代前后服膺马克思。所谓思想三大变，与其说是新旧思想的 更替，到不如理解为一种递进与包容更为贴切。终其一生，大同境界一直是吕思勉追求 的最终“悬鹄”，也是他服膺马克思的内在学理逻辑。他认为，现代史学的发展，必须 以社会科学、尤其是社会学为理论指导，“社会的方面很多，从事于观察的，便是各种 社会科学。前人的记载，只是一大堆材料。我们必须先知观察之法，然后对于其事，乃 觉有意义，所以各种社会科学，实在是史学的根基，而尤其是社会学。因为社会是整个 的，所以分为各种社会科学，不过因一人的能力有限，分从各方面观察，并非其事各不 相干，所以不可不有一个综合的观察。综合的观察，就是社会学了。”[15]他认为，“ 治史学第一要留意的，就是社会学了。历史是研究整个社会的变迁的，任何一种事件， 用别种眼光去解释，都只能得其一方面，惟社会学才可谓能揽其全。”[14]（p.28,p.23 ）
    理论的引入和借鉴，最忌生搬硬套，如果只是搬入其名词术语，而缺乏对理论精髓的 真切体会，是难以将理论与史事的“结合”做到水乳交融。吕思勉的著述没有大量概念 地使用外来的术语，如讲社会阶层分野，用的还是国人、野人、君子、贵族、平民、奴 婢、豪族、游侠、门阀士族等名词术语概念；叙述中国历史演进历程，使用的也是氏族 、部落、封邦建国等“老术语”。即使是运用一些社会学的理论概念来解释中国历史上 的具体史实，也无生硬牵强的感觉。如吕思勉在《先秦史》社会组织·昏制一节中，借 用英国社会学家的“半部族婚制”（即“两合氏族组织”的一种意译）理论来解释中国历 史上的昭穆之制。他说：古有两姓世为婚姻者，如春秋时之齐、鲁是也。古虽禁同姓婚 ，而姑舅之子，相为婚姻者反盛，亦此。社会学家言，又有所谓半部族婚者（moieries） ，如以甲乙二姓，各再分为两部，甲为一、二，乙为三、四，一之婚也必于三，生子属 第二部，其婚也必于四，生子属第一部，其婚也又必于三。如是，则祖孙为一家人，父 子非一家人矣。古昭穆之分似由此。这一种研究“无疑给后来的学者以探索方向上的有 意启迪”[6]（p.269）。正如王家范师所说：“先生于著作中常透出一些精彩议论，知道 他实得益于对社会学、人类学等新知识的吸收，社会经济、社会组织、社会生活都进入 了他的中国通史，实为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先驱”。[13]（p.378）
    20世纪初掀起的新史学，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史学变革，大约到了三四十年代，新史学 的发展已经初具规模，初有规范。然而，在经历了其后的战争、动荡和社会变革之后， 等到尘埃落定，人们突然发现，曾经“风光”一时的新史学家们，连同他们那些煌煌巨 著，已经云消雾散，荡然无存。只是到了20世纪末，我们才得以去回顾、反思世纪之初 的那一场有始无终的史学变革，包括吕思勉在内的20世纪前期的诸多史学家的贡献及其 他们对当代史学的意义才逐渐显现出来，并日益受到我们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