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与其他学科的研究相比，历史学是一门繁难复杂的学科，它先要解决材料上的问题， 然后要解决史实上的问题，此后方可以做解释、概括等研究工作。正如顾颉刚曾说：“ 清代学者的训诂、校勘是第一级工作，我们的考订史实是第二级工作，等到一个个史实 弄清楚后，再“承受其结论而会通之”[7]，即通过对材料的系统梳理、进行融会贯通 的历史研究。
    清代的考据学，详于经而略于史，即使在史的方面，也多留心于一枝一节，“其能贯 串全史，观其会通者盖寡”[8]。这当然也是总体上的特征，具体到个别学者，则也有 在这方面颇有成绩的，如顾炎武、王鸣盛、赵翼等，以比较、归纳等方法专论“古今风 会之递变，政事之屡更，有关于治乱兴衰之故者”[9]。梁启超对此曾有很高的评价， 按梁氏的观点，这种研究方法最符合新史学的要求。所以，在前人训诂、校勘、考订的 基础上，进而做贯串、会通的研究，也可以说是新史学的一项任务。
    吕思勉治史也喜欢走融会贯通的一路，他曾说自己“少时读史，最爱《日知录》、《 廿二史札记》，稍长，亦服膺《十七史商榷》、《癸已类稿》。今自检点，于顾先生殊 愧望尘，于余家差可肩随耳”[10]（p.451）。吕思勉治学从写读史札记入手，效法前辈 学者的方法，数十年如一日，先后把二十四史反复阅读了好几遍，又参考其他史书以及 经、子、集部文献，将辑录的史料加以排比考订、再经过综合分析，写成一条条札记。 其中，有文献订误和史事考证，更多的是对史事的分析和融会贯通的综合。吕思勉认为 ，要用通史体例写出令人满意的大部头著作，必须拥有详确的史料，对各方面的历史发 展情况作出正确的概括和分析，才有可能把复杂的历史情况真正贯通起来[4]。正是出 于这样的认识，他的读史札记都是有系统成系列的。比如有关匈奴史事，吕思勉写有《 匈奴为夏后氏苗裔》、《匈奴不讳名而无姓字》、《匈奴官制》、《匈奴人口》、《匈 奴风俗》、《匈奴文字》、《匈奴龙庭》、《头曼北徙及复渡河南之年》、《头曼城》 、《优留单于非真单于》、《五饵》、《萧望之对待匈奴之议论》、《分地》等札记， 以此为基础，再进一步写成《匈奴文化索隐》一文及《秦汉史》中有关章节。吕思勉的 几部断代史著作，都是在写读书札记的基础上再加以综合贯通研究而成的。这一点，严 耕望是独具慧眼的，他说：“诚之先生的几部断代史……直以札记体裁出之，每节就如 一篇札记，是考史体裁，非撰史体裁。……有位朋友极推重赵翼《廿二史札记》。其实 即把诚之先生四部断代史全作有系统的札记看亦无不可，内容博赡丰实，岂不过于赵书 邪？”[11]
    在20世纪前期的史学家中，注重对历史系统的梳理和融会贯通分析的，并非吕思勉一 人。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也决非单纯的史实考证，它所体现的也是作者 的会通研究，且该书的叙述体制也属考史体裁而非撰史体裁。（注：从历史编撰学的角 度看，考史体裁的优点就是严耕望先生所说的“出处分明，易可检核”，缺点是直录引 文太多，难以吸引读者。）所以，从原先的史籍训诂、校勘上升到史实的考订，再进一 步加以贯串会通的研究，是当时新史学派学者共同的追求。如能假以时日并作相当的积 累，这一层面上的研究或许可以为20世纪新通史的编撰打下厚实的基础。无奈到了40年 代，由于时局的刺激和影响，越来越多学者不耐于做基础性、积累性的研究工作，而急 切寻求对历史的理论解释。于是，新史学的另一个特征--即运用新理论来解释中国历 史--逐渐成为时尚。现在回过来看，早年一些论史之作之所以未能有持久的学术生命 ，原因便是跳过了“考史”而直接来说史，缺少大量的对历史本身的细密考订和贯串会 通的梳理，其结论自然就经不起事实上的推敲。
    三
    中国传统史学向来讲究史书编撰体例，纪传、编年、记事本末、典志、纲目等体裁的 演进几乎达到极致。然而，也因极致而成为定式。17世纪后，史学家们一直在寻找一种 能融汇众体的新综合体。[12]但是，如不能在治史观念上有所突破而仅着眼于体例上的 “翻新”，实在也难以创出什么新花样。这种情况到了20世纪初发生了转机，先是章太 炎（1900年），紧接着是梁启超（1902年），创议建立一种新通史的编撰模式，力求在治史 范围、内容结构、编撰体例上进行全面革新。梁氏本人虽然没有完成通史著作，但他的 思想影响是巨大的。20世纪前期出版的一批新通史，都可以说是承继和发展了梁氏的理 想。
    诚如王家范师说，通史的写作必得“通博”两字。[13]（p.383）“通博”也就是“通贯 ”和“博赡”，前者着眼于纵向上通感，要能“一贯体系。一贯精神”，“上下脉络连 贯一气”；后者则是要求横向上的周全博赡，“识大而不遗细，泛览而会其通”[3]（pp .260-261），“通博”两字或许可以用作对通史著述高下优劣的评价尺度。
    吕思勉一生写过两部通史：《白话本国史》和《吕著中国通史》。《白话本国史》写 于上个世纪的20年代初，1923年出版。最能体现吕思勉历史通感的，是该书的历史分期 。《白话本国史》上起远古时代，下至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实是一本名副其实的中国 通史，即囊括了古代、近代和现代的全通史。所以，该书的历史分期，实际上是中国历 史的一个总分期。吕氏将整个中国历史分为五个阶段：（1）上古史：周以前；（2）中古史 ：从秦统一至唐朝全盛；（3）近古史：从唐朝安史之乱至南宋；（4）近世史：元朝至清朝 中叶以前；（5）最近世史：从西力东渐到现在。这个历史分期的特色，就是突出中国历 史总脉络中的三大变迁：即三代以前和秦汉以后为上古与中古历史的一大界限，唐中期 安史之乱为中古历史的一大界限，以西力东渐为界划分出传统与现代历史的一大界限。 这样的划分，完全来自于他对中国历史发展脉络的梳理和通感的理解，被称为是中国古 代历史研究中抓住关键的创新见解，对史学界有着深远的影响。[4]有意思的是，陈寅 恪在《论韩愈》一文中，也将唐史分为前后两段，认为前期结束了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 ，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钱穆《国史大纲》，讲南北经济、文化转移，也是以唐 安史之乱为界。陈氏主要是从政治、文化学术诸方面着眼，吕氏还加上一层民族关系上 变化。三位大家的研究角度不同、侧重不同，但得出的历史分期则大体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