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史学批评是史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其讨论的内容及其作用，主要表现为“对有关史家、史书、史学现象等史学问题发表评论性、商榷性意见与见解，其功用是联系史学与社会的公众的桥梁，也是推动史学不断发展的内部动因之一。”①这就是说，史学的发展离不开史学批评，而史学批评的繁荣反过来促进史学的进步。中国古代素有重视史学批评的优良传统，出现了一批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史学批评著作。近代以降，中国学者继承了这一优良的史学传统。同时，由于西方新理论、新方法的传入，新旧中西学术之间的碰撞与摩擦，使得近代中国史坛流派纷呈，各种思潮、流派纷纷各抒已见，有的还相互进行论战，浓厚的学术批评氛围，有力推动了史学批评的发展。
    齐思和(1907-1980)，直隶宁津(今山东省宁津县)人，是中国近现代史坛上著名的史家，他早年在南开大学、燕京大学学习，后赴哈佛大学留学，1935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后回国，先后任教于北平师范大学、燕京大学、中国大学、天津工商学院、北京大学等高校，并先后主持《史学年报》、《大中》、《燕京学报》的编辑工作。齐思和治史成就斐然，铸就了鲜明的史学风格，被学界誉为“学贯古今，史通中外”，②是他那个时代，少数系统接受中西史学训练的学者，也是20世纪为数不多的兼通中西史学的中国史学家。③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齐思和在20世纪上半期撰写了大量的史学评论，④这在当时的中国史坛，是十分突出的。本文试图梳理齐思和的史学批评活动，进而探讨齐思和史学批评的特点。
    二、齐思和的史学批评实践
    齐思和是中国近现代史学史上颇具影响力的史学家，也是在中国近现代史学史上重视史学批评的史学家。在他的史学生涯中，对于学术批评，尤其是对于史学批评，十分关注，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重视对当代人的史学著作的评论，二是重视对中国史学发展趋势的分析与评论。
    首先，重视对当世学人的史学著作的评论。齐思和关注近现代史学，首先表现在他重视对当世学者最新出版史学著作的评论，这一点又反映在两个方面。
    第一，齐思和在主编《史学年报》、《燕京学报》期间，就十分重视史学书评类文章的刊登，特别是对当世学者最新出版史学著作的评论性文章的刊登。《燕京学报》作为民国时期影响较大的学术期刊之一，在齐氏担任主编之前，就设有“学术消息”和“新书评介”栏目，“新书评介”栏目不久因故中断，“学术消息”栏目则一直保留下来。1946年，《燕京学报》复刊，齐思和出任主编，他增设了“书评”栏目，此栏目直至终刊一直没有中断。根据研究者统计，在齐思和担任《燕京学报》主编的5年时间内，学术评论文章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有学者统计，《燕京学报》第30期至第40期的“书评”栏目，总共发表评论类文章89篇，单期发表的书评最少的为4篇，最多的达17篇，每期平均有八、九篇左右。⑤由此可见，在齐思和担任主编后，《燕京学报》所刊载的书评，在数量上比以前有了明显的增多。作为专业学术刊物，能在长达5年的时间中，坚持每期发表书评，在当时的学术杂志中是不多见的。《燕京学报》“书评”栏目的设置和大量书评文章的发表，与主编齐思和的着力经营密不可分，这反映了他对当时中国史学界研究状况与发展趋势的重视，对当代史学的密切关注，对史学批评的格外重视。
    第二，齐思和重视参与当代学者的史学著作的评论，构成了齐氏史学批评的核心内容。据笔者统计，齐思和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发表了20余篇书评，共介绍、评介了当时大约二十多种史学著作。由于数量众多，笔者在此仅择其有代表性的书评加以概述。1930年(民国十九年)齐思和撰写《评十九年出版各家史学新著》一文，在此文中，作者对当年出版的三部史学概论类著作作了深入的剖析和评论，他认为吴贯因的《史之梯》，在内容上虽存在着许多失误，但是“十之七八尚出诸其平日研究之心得。”而卢绍稷的《史学概要》“盖不过就近人关于史学之论文割裂而成，而取自梁任公、何炳松先生者尤多，几占全书十分之五六”，“纵观是书，不过撮集近人之史学译著而成，既不能博考详稽，又不能自有心得”。⑥可见，齐思和对卢绍稷的《史学概要》的评价是不高的。他认为刘剑横的《历史学ABC》“用意本甚佳，惜去取太滥，鲜可观者”，“此书抹煞事实，妄加论断，疏浅偏宕。”最后，在比较的基础上，齐思和对三部书做了总的分析与评论，认为“以上三书，《史之梯》之荒谬，《史学概要》之疏漏，《历史学ABC》之偏宕，皆出人意表，国人对于史学理论之幼稚，从可知矣。”⑦可见，齐思和批评是客观的，也是严厉，考虑到上述三部史学著作本身大都是中学教材，在当时的客观条件下，出现种种失误也是在所难免的。但齐思和对上述三部著作的严厉批评，反映了他认真的治学态度，以及对当时国内史学概论一类著作的重视，对中国史学理论建设的重视。这三部史学概论著作的缺陷从侧面反映了当时中国的史学理论建设有待发展，那么如何改变当时史学界“幼稚的史学理论”状况呢？齐思和写到“为今之计，欲提倡新史学，苟学识尚未成熟，莫若先从事翻译工作，将西方名著，撮要介绍于国人。”⑧带着改变国内“幼稚的史学理论”现状的理想，齐思和在哈佛刻苦攻读四年，1935年毕业回国后，在北平师范大学任教期间，他编写了一部特色鲜明、融汇中西史学的《史学概论讲义》，⑨为国内史学界所瞩目。可见，齐思和的史学批评是着眼于中国史学进步发展，而不是为了批评而批评。
    1931年，齐思和发表《最近二年来之中国史学界》一文，文中齐思和对最近几年来史学界取得的成就作了回顾与总结，就最近以来新出的史学著作了评论。他说：“近二年来，我国史学建设之成绩，已有可观。往事不忘，来事之师也，不有综述，何资镜考？假期多暇，略加诠次。凡所论列，与考古之发现，比根据发掘者之报告，于新出书籍，比择取各家之评论，其无家评论者，始略抒管窥，藉共商榷。”⑩在此，齐思和流露出浓厚的史学批评兴趣，希望通过对最近几年史学界的史学成就的“综述”与“评论”，达到“来事之师”、“以资镜考”的目的。该文以“最近二年中出版之史学书籍”为小标题，介绍并评介了张星烺撰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李济编的《安阳发掘报告第一期》和《安阳发掘报告第二期》、顾颉刚编著的《古史辨第二册》、“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的《明清史料》，以及瞿兑之撰的《方志考稿甲集》。此外齐思和还发表了《评司马帛洛〈中国上古史〉》、《吕思勉著〈史通评〉》、《评维森著〈历史辅助科学论略〉》、《甘云鹏著〈经学源流考〉》、《〈明代经济史〉序》、《郭沫若著〈十批判书〉》、《童书业著〈春秋史〉》、《金毓黻著〈中国史学史〉》、《朱师辙著〈商君书解诂定本〉》、《李世繁著〈颜李学派〉》、《杨丙晨译〈汤若望传〉》等书评，从这些被评的史学著作可以看出，齐思和选取的书评对象十分广泛，包含史学理论与史学史著作、断代史著作、专门史著作，通史性著作、考古发掘报告、资料汇编等，其中有中国人的史学著作，也有外国人的史学著作；既有新历史考证学派的著作，也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著作。选取各种流派、不同类型的著作做为评论对象，一方面说明作者拥有开阔的学术视野，广泛的治学旨趣，另一方面反映了作者试图全面概括当时史学界的发展状况，积极探寻中国史学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体察中国史学未来的发展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