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注重从宏观上对中国史学发展趋势进行评论。前文所论的以书评为代表的史学批评主要是对中国史学发展的各个微观领域的分析评述，而齐氏对中国史学发展大势的评论，则更多的属于对中国史学发展的宏观性认识。
    1946年齐氏撰写《现代中国史学评论--掌故派与社会学派》，在文中，他对当时中国史学界的两大流派“掌故派”与“社会学派”进行了分析、评论，不仅指出这两个史学流派各自的优缺点所在，进而指出两派的发展前景。他认为“掌故派”的优点是重视考证，考证功力深厚，考证细入毫芒，征引繁富博瞻。“掌故派”的缺点在于选题冷僻狭窄，琐碎有余，宏观不足，往往陷入钻牛角尖的境地，且往往就材料而言材料，缺乏史观的指导，理论性与思想性严重不足。“社会史派”的优势在于，他们对于现代社会科学的知识有更多的涉猎，他们的选题较之“掌故派”更为宏大，与现实联系密切，因此，“社会史派”的著作，有不少风行一时，引起读者共鸣，为世人所瞩目。“社会史派”的缺点在于，他们的著作，除了少数例外，大多存在史料不足、论证不严的情况，往往先树立一套史观，然后找材料论证，存在一定的机械性，有粗制滥造的嫌疑。(11)
    以上是齐思和对掌故派”和“社会史派”优缺点的分析、评论，但是齐氏没有停留在为批评而批评的层次，而是通过史学批评寻求对问题的解决，通过史学批评寻求史学发展的路径。他认为，作为当时中国史学界的主流史学流派“掌故派”与“社会史派”应当摈弃门户偏见，通力合作，“二派是现今中国史学界中的二种最重要的派别，这两种派别互相嘲笑攻击，彼此都各是其所是，各非其所非”，此种现象“是中国史学界当前最重要的问题”。(12)那么应当怎样协调二派之间的分歧，消除二派在方法上、学理上的缺陷，进而促使中国史学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呢？齐氏认为，“掌故派”和“社会史派”，首先都应放弃相互轻视的态度，转而切实合作，互相汲取对方长处。“掌故派”要放弃他们“闭门造车”的治学态度，放弃冷僻狭窄的选题，多联系社会现实，多关注现代史学潮流，多研究社会经济制度方面的重要问题，这样，“掌故派”对于史学的贡献要大得多。“社会史派”要避免空谈理论，多搜集史料，事实既得，结论自然水落石出。要避免走入先有固定的理论，然后再找材料予以证明的学术范式。总之，“今后的史学家，要以理论来作为选择问题的启示，要以材料中获取得理论。‘理论与事实合一’，这是我对于现近中国史学界的第一个要求”。(13)从宏观上探求中国史学的发展规律、存在的问题，是齐思和史学思想的闪光点。而通过史学评论的形式，对当时中国史坛两大史学流派存在的问题，客观、公允地指出各自的长处与不足，进而指出问题解决的途径，非纯粹为了批评而批评，而是为了中国史学如何进步出谋划策，这反映了齐思和卓越的史学见识。
    三、齐思和史学批评的特点
    前文论述了齐思和史学批评的整体面貌，从这些具体的史学批评活动中，似可抽绎出齐思和史学批评的特点：
    第一，全面、辩证的史学批评风格。与同一时代的许多史学家一样，齐思和幼承庭训，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后来留学国外，学习西方的新思想、新方法。加之齐思和研究中国史的同时，还研究世界史，这些因素成就了齐氏宽广的学术视野。可见，其个人特殊的学术经历、知识背景，对开阔其史学批评的视野，具有直接的影响。
    齐思和史学批评突出的特点就是全面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批评对象的广泛性；所评史书的多样性；批评立论的辩证性。首先，在齐思和做评论的史学家群体中，不仅有一些久已成名的学者，也有学界后起之秀。前者如郭沫若、童书业等，后者如金毓黻、卢绍稷等；既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也有非马克思主义学者；除此之外，齐氏还引入、评介了不少外国学者的著作，如《评马司帛洛〈中国上古史〉》、《评维森著〈历史辅助科学论略〉》，这对于开阔学界学术视野，具有莫大贡献。其次，从齐思和评论的史学著作来看，呈现多样化、多类别的特点。其中，史学理论与史学史方面的有《评十九年出版各家史学新著》、《吕思勉著：〈史通评〉》、《评维森著〈历史辅助科学论略〉》、《郭沫若著〈十批判书〉》、《顾颉刚著〈古史辨第二册〉》、《金毓黻著〈中国史学史〉》等。中国史方面的有《甘云鹏著〈经学源流考〉》、《童书业著〈春秋史〉》、《张星烺著〈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等。《国立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编〈明清史料〉》等。此外，齐氏还撰写了一些专论性的史学评论文章，主要有《先秦历史哲学管窥》、《论史学之价值》、《最近二年来之中国史学界》、《改造国史研究之途径与方法》、《现代中国史学评论》、《中国史学界的展望》、《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等，这些文章或对某一专题展开评论，或对某一段时期的史学发展所存在的问题做分析评介。总之齐氏的史学批评，从内容上看，既有宏观的关注，也有微观的考量，不仅注重对中国史学发展大势的评论，同时也对具体史学著作的优劣高下做出评析。最后，齐思和的史学批评充满辩证的思想。这一点，突出表现在齐氏对“掌故派”与“社会学派”的批评上，他分别指出了两派各自的优点与缺憾，进而指明了两派的出路。“今后的史学家，要以理论来作为选择问题的启示，要以材料中获取得理论，‘理论与事实合一’。”(14)在民国时期，作为一个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能够辩证地分析中国史学流派，探讨中国史学发展存在的问题，此等卓识，实在难得。
    第二，客观求实的史学批评态度。中国古代史家向来推崇史学求真的品质，唐代刘知几提倡“直书”、反对“曲笔”，清代章学诚主张撰史应“尽其天而不益于人”，这种据事直书的优良史学传统，是中国古代史学的核心价值的之一。民国史坛，由于存在众多的史学流派与史学思潮，对同一问题，往往各抒己见，百家争鸣，故而学术批评相对比较活跃。深受传统文化熏染的齐思和，在其史学批评活动中就注重遵循客观求实的原则。
    齐思和发表的对相关史学著作的评论，总体上是十分客观、平实，多是肯定其长处，指出其不足，或就某一问题再行深入探讨。譬如，齐氏曾评论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认为金氏之书，把从上古到近世两千多年来的中国史学发展大势，都原原本本作了梗概的论述，是一部非常优秀的大学教科书。在肯定其优点的同时，齐氏指出了金著存在的缺憾，他认为金书“忽略史学，仅言纂修经过，鲜及体例得失，史学之义，似犹未尽也”。(15)同时齐氏指出，作为中国史学史专著，就不能仅仅叙述中国史学发展的历程，更应该重视对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的得失的总结，如应该加强论述史书体裁的得失，史书编纂是否优良，编纂态度偏正与否……以上，齐思和对金毓黻《中国史学史》作了客观的评价，不仅指出其优长所在，同时指出金著在概念、范畴方面认识的不足，强调史学史著作不能停留在仅仅叙述史学发展的本身，而是应该深入史学发展的内部态势，加强对“史学之义”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