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童书业著〈春秋史〉》一文中，齐思和对童著多有褒奖，“纵观全书，叙事颇为明晰，征引亦极详赡，较前人《左传史略》、《左传纪事本末》、《春秋大事表》等书，便于检阅，诚春秋史之佳著矣。”(16)在《评马司帛洛〈中国上古史〉》一文中，齐氏对法国学者马司帛洛(Henri Maspero)的《中国上古史》作了介绍与评介，并且对当时的西方学术界的汉学研究状况，特别是有关中国先秦史研究状况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齐氏认为该书“实集五十年来西方上古史研究大成，出版以后，风行一时，学者咸奉为西文方面关于中国上古史之最高权威，固其宜也。”对其优点予以肯定的同时，齐氏指出该著作存在的四个缺陷“应列入而未列入；不应列入而反列；考证不精；事实谬误。”客观地指出马氏的《中国上古史》之长处与不足之后，齐思和以知人论世的态度得出对该书的评价结论：“夫疏略谬误，著书者之所不能免，马氏以一个外人而治汉学，益有其特殊之困难。是书要为精心之作，非抄撮陈言者可比，虽有微暇，不掩大瑜”。(17)可以看出，全面、客观分析评介所评对象，知人论世的史学批评准则，是齐思和史学批评的优良品格。
    第三，寓论断于批评的史学批评特色。齐思和史学批评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不是为批评而批评，而是借助具体史学批评表达他的某种史学思想或者对某个问题的见解。
    譬如，在《吕思勉著〈史通评〉》一文中，齐思和用大量的篇幅论述章学诚、刘知几在中国史学上的地位，以及二者史学趣向的不同，末了仅用寥寥数语品评吕思勉的《史通评》，其用意似在于借评介吕思勉著《史通评》，阐述其对刘、章之学的看法，进而阐述其通史编纂思想。他首先比较分析了刘知几与章学诚的史学特点，“吾国史学之著作，自推刘子玄之《史通》与张实斋之《文史通义》二书”，指出刘、章二氏因所处时代不同，故立言宗旨也各相异，“子玄生断代史畅行，官修书极盛之世，故其所言，一断代史之义例为主。实斋生当管修书因循程式，纪传体几至腐溃之际，故力某另辟蹊径，倡言改作。”然后，齐思和在比较刘、章二氏史学特点基础上，对二者作出评介，他说“章氏才气固横绝一时，然好方言高论，为不着边际之言，刘氏议论或不章氏之骏利，然思想缜密，言之有物。”此处，作者似有刘抑章之意，深入的分析，实际上反映了齐思和对通史、断代史的认识。
    我们知道，刘知几力主断代为史，章学诚推崇通史修撰。梁启超提出构建“新史学”以后，学界对修撰中国通史甚为关注，故对章学诚的研究众多，而对刘知几的研究则较为冷落。“近来西学东渐，国史改造之论，甚嚣尘上。章氏之书，以其所论者正目前急待解决之问题，遂引起一般学者研究之兴趣。”并指出时人张尔田、刘咸炘皆有专著论章氏之学，梁启超、何炳松对章氏治学极为推崇，胡适、姚名达先后撰写章学诚年谱。而“刘氏之书，则研治者绝少。”(18)齐思和曾多次论及对通史修撰的看法，1936年齐思和撰文阐述其国史改造思想，他特别强调“现今西洋历史研究最重要之趋势为专门研究，与众手合作。大规模之通史，殆皆为众手合纂。”“是故有专题之研究然后始有专史，有专史然后始有通史。”(19)齐思和一再强调专题研究、专门分工的重要性。“现代的史学是建设在专题研究之上的，正如有了砖才好造房”，“专门化是科学工作的基础，只有细密的分工，才能有可靠的收获。”(20)齐思和借评论吕思勉的《史通评》，对刘知几、章学诚的史学加以比较，表面上是刘、章比较，品评刘、章史学，真正用意似在于阐发其通史编纂主张，即通过专题的断代史的研究，然后集合众家之长，撰成通史。假借史学批评，表达对相关史学问题的看法，寓论断于批评，这是齐思和史学批评的鲜明特色。
    四、余论
    由于受时代、政治、个人见识等诸多因素的影响，齐思和的史学批评难免存在着不足。比如齐氏的史学批评在形式上略显单一，主要以书评形式出现；在批评对象上，忽略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一些具有重要影响的史学著作，如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柳诒徵的《国史要义》，均未纳入其史学批评视野；在批评态度上，受政治或其他因素的影响，对同一个史学家的评价出现前后不一致的情况，如齐思和在1938年评论郭沫若《十批判书》时，对郭沫若评价不高，“郭氏本为天才文人，其治文字学与史学，亦颇表现文学家之色彩。故其所论，创获固多，偏宕处亦不少，盖其天才超迈，想象力如天马行空，绝非真理与逻辑之所能控制也。如此书置自我批评于孔子批判之前，且以自我批判起，以自我介绍终，无不表现文人自夸心理也。”齐思和对《十批判书》的结论是：“此书专为研究古代思想而作，若以哲学眼光观之，则远不如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创获之丰，思想之密。”“是书于先秦诸子之考证，远不及钱穆《先秦诸子系年》之精，论思想则更不及冯友兰氏之细，二氏书之价值，世已有定评，而郭氏对之皆甚轻蔑，亦足见郭氏个性之强与文人气味之重矣。”(21)而1949年，齐氏的《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对郭沫若及其《十批判书》确是另一番评价，“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到了郭沫若先生才真正走上了学术的路上”，“在中国当代学者中，梁启超以后，他是最广博的著作家了。”“《十批判书》、《青铜时代》都对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有许多重要的贡献。”(22)对此我们应当以历史主义的眼光、知人论世的态度去体谅，史学家都是生活在具体历史中的个体，不可能不受其他因素的影响与制约。
    综上，齐思和的史学批评实践，具有特定的时代价值与学术意义。“史学批评作为史家对史学的一种认识活动，同人类对历史的认识活动一样，并不是一人一时所能完成的。”(23)史学批评永远不会停息，今天我们审视齐思和的史学批评，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史学批评。史学批评见识的高低，反映了一个史家史学素养的高下与责任意识的强弱，而史家通过史学批评，有助于自身的史学认识的提高。齐氏依托《燕京学报》这一学术阵地，及时刊发史学界最新学术消息，其本人又重视对新出版史学著作的介绍、评论，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促进潮流的作用。
    (本文得到瞿林东教授的悉心指导，同时得到齐思和先生长女，北京大学齐文颖教授在文献方面的帮助，特此致谢！)
    注释：
    ①瞿林东：《史学批评的宗旨和史学文化的意义》，参见瞿林东主编：《史学批评与史学文化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页。
    ②克垚：《学贯古今，史通中外--略论齐思和先生的史学》，《世界历史》1995年第2期。
    ③张越：《“书评”中的学术批评--〈燕京学报〉“书评”栏目的特色》，《廊坊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
    ④根据笔者不完全统计，齐思和共撰写了30余篇史学评论，评论了40余部史学著作。
    ⑤张越：《“书评”中的学术批评--〈燕京学报〉“书评”栏目的特色》，《廊坊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
    ⑥⑦⑧齐思和：《评十九年出版各家史学新著》，《新闻周报》1930年第8卷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