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出的史学家、教育家、暨南大学已故校长何炳松是20世纪前期中国史坛实证史学派的代 表人物之一。关于他的史学思想，以往论者多从其引进西方史学、研究浙东学派、编纂大学 历史教材、历史教育法等方面进行论述，使这位为我国史学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的史家之事 迹得以彪炳。但论者对何炳松在20世纪前期在中国史坛地位之论者尚少，故笔者以何炳松、 梁 启超与实证史学，何炳松与中国蒙元史研究为二题再深入探讨何炳松的史学成就。
    一、何炳松、梁启超与实证史学
    20世纪是中国史学发生重大变革的时代。从20世纪初开始，传统史学发生了重大变化，在 世界史学潮流的影响下，历史观、方法论产生了重大的飞跃，传统史学完成了向近代史学的 迈 进。在这方面，梁启超无疑是最具影响力的人物，而何炳松与其他杰出史学家的功绩也不可 埋没。
    何炳松（1890～1946年），字伯丞，浙江金华人。在20世纪中国史坛上占有重要地位。著名 教育家阮毅成先生在《悼惜何柏丞先生》一文中说：“何先生的史学是与梁任公先生并称的 。任公先生以西洋史学方法治中国史，而何先生则以中国史学方法治西洋史。”[1]这一评 论 并非子虚乌有，是有根据的。
    梁启超（1873～1929年），字卓如，又字任甫、任公，自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启超 因早年与康有为“公车上书”，成立强学会，为“戊戌变法”制造舆论，因而声名大著。变 法流产后专心学术，20世纪初，发表《中国史叙论》、《新史学》，喊出“史界革命”的口 号，尖锐地批判封建旧史学。20世纪20年代，他从欧洲考察回国后，又发表《中国历史研究 法》及其补编，他是在中国引进西方史学理论，鼓吹中国“史界革命”的第一人。何炳松比 梁启超小17岁，他是步梁任公之后引进西方史学，提倡用新方法研究史学的得力干将，故阮 毅成把他与任公先生并称，由此可见，何炳松在20世纪中国史坛上的地位。
    何炳松活动于20世纪前半期。1912年毕业于浙江高等学堂；1913年2月进入美国伯克莱加利 福尼亚大学，攻读法语、政治学、经济学；同年夏考入威斯康辛大学，攻读政治学、德语、 地质学；次年应聘任该校助教，1915年夏毕业获政治学学士学位；当年秋，考入普林斯顿大 学研究院，攻读现代史及国际政治，1918年夏获硕士学位。回国后任浙江教育厅视学。1917 年9月，先后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北京大学任教，开设西洋文明史、历史研究、欧洲史等 课程；1922年南下任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校长。1924～1935年间，在上海商务印书馆任史地部 主任，他留世的论著大部分出版或发表于这一时期。1935～1946年任暨南大学校长11年，为 暨大的发展呕心沥血，四处奔走，是暨大历史上艰难而又辉煌的时期。
    自从1898年严复翻译英国博物学家赫胥黎（Thomes Henry Huxley）《进化论与伦理学》的前 两章为《天演论》之后，社会进化学说风靡全国，进化史观也随之传播。1902年，梁启超发 表《新史学》，呼吁：“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同时， 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要从历史当中寻找某些“公理公例”的观点。他说：“叙述人群进化之 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2]这是梁启超最初用来表述历史发展具有“规律”的言词 。 显然，这是一种进化论的观点，与中国传统史学认为，社会历史越古越好，上古三代是中 国历史上的楷模时代，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传中国之道统，以后就大道 衰微，历史越益退化，大相迳庭。以梁启超为代表的20世纪早期的史学家努力寻找历史发展 的 规律，逐步摆脱迷古崇古思想的束缚，对当时人们思想的解放起了促进作用，也成为“五四 ”运动中对封建传统文化的猛烈批判的重要思想武器。
    何炳松正是成长于这个时代。他在西方求学时，西方史学正处于实证主义或唯历史史学（hi stoire historisante）发展的时期。19世纪激烈的政治斗争和社会矛盾，使历史成为斗争各 方的思考焦点和理论根据，各国政府开始大力支持历史研究以证明资本主义制度全面确立的 合法性；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大规模进展，使科学观念日益渗透到西方文化体系中；哲学和社 会科学的进步，也使人们加深了对社会本身的理解。正是在这种社会和文化背景下，史学开 始了真正的学科化和科学化进程，而科学化的真正进展是史学学科方法论的确立。德国著名 史学家兰克（Leopld von Ranke，1795～1886年）及其学派代表着19世纪中后期实证史学的主 流 ，他们强调史学研究的客观主义，史料高于一切。而19世纪末，实证史学本身又有了进一步 发展，法国著名史学家朗格罗瓦（C.Longlois,1863～1929年）、塞诺博斯（C.Seignobos，1 845～1942年）于1898年出版《历史研究引论》，作者力图建立一个科学的体系，而对神学史 观、康德、孔德等人的历史哲学、米歇莱（J.Michelet，1798～1874年）等人的文学化历史进 行批评，为实证史学作了理论总结。与此同时，美国出现了实用主义学派（Pragmatism），其 代表人物为詹姆士·鲁宾逊（James Harvey Robinson，1863～1936年），他提倡多元论的“ 文化 史观”，认为决定历史发展的有多种多样的因素，而这些因素又是互相影响、互为因果的。 1912年，鲁宾逊出版了《新史学》一书。显然，鲁宾逊的学术观点与西欧实证主义史学并不 一致，前者主张史料即史学，强调史料的汇编与严格考证；后者主张把史学领域扩大到人类 活动的各个方面。
    何炳松在美国学史时正值鲁宾逊《新史学》出版不久，因而受《新史学》观点的影响很深 。1917年后，他在北京大学和北高师讲授西方史学原理时，即将此书译成中文，先作为教材 ，后来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他翻译《新史学》的时候，正是“五四”运动蓬勃展开的时 候，“科学”与“民主”逐步深入人心。因此，把这本书介绍给中国读者。正是时代的需要 ，他概括本书的要点时，就历史学作了十分深刻的阐述：
    历史要变为科学的，必先变为历史才可，--就是说，研究历史不但研究历史的“然”， 而且要研究历史的“所以然”。十九世纪以前的历史学家，统统没有人类进步的观念的，到 了现在，我们才知道世界是一个变化的东西。各种制度统统是多年进步的结果。“历史的继 续”是一个科学的真理。研究变化的程序，是一个科学的问题。这就是历史同文学不同的原 因 ，亦就是历史所以升为科学的缘故。[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