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化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转型过程中，严复的文化阐释成为一个“界标”。作为中国近代第一个能娴熟运用两种语言（古汉语和英语）、且受过严格科学训练的中西兼通的思想家，严复在文化阐释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严氏话语系统与近代文化载体转型
    按照现代解释学理论，语言文字不仅是一种表意符号，而且“是储存传统的水库”，[①]是文化的载体，它保存着人与传统、人与历史的联系。因此，语言文字形式的变化，无不折射着文化的变迁和转型。
    严复的成就和影响，很大程度上是由他的翻译所奠定的，据统计，严复译著共计11部，达170万字，[②]当时就被公认为“清季输入欧化之第一人”。[③]但是，仅仅把严复视为一流翻译家，显然低估了他在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严复的成功，不仅是他彻底打破了长期以来由西人口译、华人笔录的两人翻译模式，而且创造了一套独特的严氏话语系统来对西学进行新的文化释读，推动中国文化载体的转型。
    所谓严氏话语系统，是指严复在译介西学著作时通过创造性阐释而形成的一整套独特的表达方式和语句系统。它包括：（1）意译+按语的翻译方式。严复自己说《天演论》主要采取“取便发挥”的“达旨”[④]方式，鲁迅也说严复“做”了一部《天演论》。据统计，严复译作中的按语达17万字，占了其译著的1／10。严复这一独特的“做”的方式，实际上为超越文本进行文化阐释留下了空间；（2）“先秦文体”。严复曾经自己谈过这套话语的特点是“用汉以前字法、句法”[⑤]，桐城名师吴汝纶称之为与“晚周诸子相上下”[⑥]，梁启超更明确地说它是“摹仿先秦文体”[⑦]；（3）中西两种文化的融合导致现代话语的产生。这套用古老文体包装出来的话语系统，却成了近代文化载体转型之先声。
    第一，严复话语系统的出现，实际上是为了让西学获得与中学对等的文化阐释的正统地位，同时也使西学传道者获得与科举士子同等的文化阐释权。长期以来，国学垄断了文化阐释的正统地位，成为“治身心”的“内学”，科举士子则垄断了文化阐释权，而西学充其量只能成为“应世事”的“外学”，只不过是“汽机兵械之伦”等“形下之粗迹”，而懂西学的留学生，一如鲁迅所说的“没有现在这么阔气，社会上大抵以为西洋人只会做机器--尤其是自鸣钟--留学生只会讲鬼子话，所以算不了‘士’人的”。[⑧]为了打破国学一统的文化霸权，严复采取了两个办法：一是他所阐释的西学必须能回答当下国学所不能回答的救亡图存的热点问题。民族危机呼唤新的救亡理论，成为严复阐释西学的原始起点和前结构，这也就导致严复的意译+按语必然是对文本的“误读”。于是，反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论与伦理学》就变成了鼓吹社会达尔文主义以宣传“自强保种”的《天演论》；一本捍卫个人自由和个人独特价值的《论自由》变成了一本国家自由高于个人自由的《群己权界论》。正是在严复对文本的合理“误读”中，“物竞”“天择”的“自强”理论很快激起了强烈反响，梁启超自称读严著“据案狂叫，语人曰：不意数千年闷葫芦，被此老一言揭破”。[⑨]可以说，如果严复阐释的西学满足不了人们的期待，是不可能打破国学一统的文化霸权地位的。二是文体形式的讲究。只有通过典雅的先秦文体才能适应传统士大夫们的阅读习惯和兴趣，才能让他们逐步认识西学并非“形下之粗迹”。对此，桐城派吴汝纶的看法可为佐证。他认为，赫胥黎“欲侪其书于太史氏、扬氏之列，吾知其难也；即欲侪之唐宋作者，吾亦知其难也”，但是经过严复的文化包装，“其书乃骎骎与晚周诸子相上下”[⑩]。也就是说，在吴汝纶眼中，赫胥黎著作是不能与司马迁、扬雄的著作相比的，但经过严复的包装，赫胥黎的著作可以获得先秦诸子的地位，这说明严氏话语在西学进入中国，尤其是进入中国士林文化中发挥着桥梁作用。正是在严氏话语的影响下，西学迅速进入中学的阵地，进而与中学平分天下。
    第二，严复对先秦诸子文体的“返古”本身，也是对占据统治地位的科举八股、试帖文体的超越。八股在长期使用过程中逐渐程式化，陷入起承转合的死板、僵化的套路中。非正途出身的严复对此必然进行猛烈的抨击，“今日之经义八股，则适足以破坏人材，复何民智之开之与有耶？”[11]在《救亡决论》中，严复力陈八股文“锢智慧”等三大弊害，这直接开启后来胡适之《文学改良刍议》批判八股文之先声。对现实的批判，激发了严复对极富原创性思想而且流畅、清新的先秦文体的推崇。“复古”是为了“开新”，这在世界文化史上亦是通例。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最大成就之一，乃是一批人文主义学者从被神职人员所垄断的“笨拙的、累赘的”“中世纪拉丁语的泥坑中摆脱出来”，[12]从两方面开始了文化载体的转型：一是从古罗马的西塞罗、维吉尔等人的名作中寻找拉丁语最富活力和魅力的生命之源；二是大胆运用被教会所歧视的意大利俚语和方言进行创作。正是从这两方面的突破，才导致了中世纪文化载体的转型，开创了不朽的文艺复兴时代。因此，严氏文体的“复古”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现实文体（八股之类）的超越，《天演论》以“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作为开场白，读来“音调铿锵，使人不自觉其头晕”，[13]与僵死的八股文体形成鲜明的对照。
    第三，严复经过对中西两种文化的融合，独创了一套新的现代话语，在客观上加速了白话文时代的到来。由于文化语境不同，文化释读往往困难，严复曾认为，读“本文”则“一举其形声，则章别源流，靡不具焉，不独易为称而便记忆也”。但是一到读译文则“一名之转写，辄聚结屈钩磔雅俗互有之字以为之，少者一文，多至八九，羌无文义，而其音又终不相肖。虽有至敏强识之夫，尚犹苦之”。[14]因此，只有通过西学术语的中国化与中学术语的西学化，才能推陈出新，严复正是通过中西互释，创造了大量包含现代意识的语汇。西学术语中国化的有“天演”、“天择”、“计学”、“群学”、“泉币”、“生货”、“熟货”等；中文西化或欧化语言有：拓都（total）、么匿（unit）、版克（bank）、叶科诺密（economi）、费拉索非（philosophi）等；而更多的是渗透着现代意识和思想的词组，如“开民智”、“鼓民力”、“新民德”、“自由为体，民主为用”、“小己”、“爱力”、“莫破”、“吸力”、“阻力”、“离心力”……正是这一套具有强烈时代气息的话语，给读者打开了一个崭新的世界。这套话语很快不胫而走，甚至还未正式出版，梁启超等人即已代为传播，严复以先秦文体译书，本意“非以饷学僮而望其受益也，吾译正以待多读中国古书之人”，[15]而结果却不仅影响一代“多读中国古书之人”，更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学僮”。[16]胡适、鲁迅、毛泽东等人都是在中小学时期开始接受《天演论》的，“物竞”、“天择”甚至“拓都”、“么匿”都曾成为中小学时期的胡适、郭沫若的作文习题。[17]现代话语的广泛流布，开了白话文运动的先河。
    近代白话文运动渊源有二：西学和中国俗文学。梁启超、胡适、陈独秀等人深知西方也有“文言”（拉丁文）和“白话”（近代各民族语言），而西方的“白话”是近代文明的产物。伴随大规模翻译的出现，必然带来文体变化。佛教典籍之翻译和传播，带来中国古代的白话文运动；而西学著作的翻译，则加速了中国近代白话文运动的到来。严复虽然拒绝使用白话来翻译，但由于大量西学话语、音译语汇的传入，历史将不会按个人意愿前进。严复话语对“俗”的回避，恰好给梁启超留下了发展空间。梁启超正是在严氏话语影响下接受西学的，并与严复讨论“文体革命”问题，从而创造了一种迥异于严氏话语的笔端常带感情的准白话体“新民体”。与此同时，留日学生中大量白话、俗话报刊的出现，使白话进入知识界书面文字，而且通俗易懂的日式西学术语也开始取代严氏话语。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了一次白话理论总结，白话文体遂成文化载体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