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以下简称“陈文”)，最初是在蒋天枢所撰《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中论著编年目录中看到的①，有关唐高祖称臣突厥事，曾见之于吕思勉的史著，故认为称臣事应是史界的共识，并非悬而存疑的“公案”。然碌碌无暇，未找来陈文细读，更未将陈、吕著述勘对比较。后读余英时《陈寅恪的学术精神和晚年心境》一文(下文简称“余文”)，说陈寅恪此文，一望而知是针对解放初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而发，“陈先生本与人为善之意，希望效法唐太宗，在统一中国之后即改弦易辙”。余英时为证明他的推断，提出两条理由：(一)陈寅恪关于此事之考证早己见于《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下文称“陈书”)。陈文之要旨实已全见于此。然陈寅恪竟在1951年特撰一文，郑重发挥此旨结之以“初虽效之，终能反之”的激励之语，其借古讽今之意十分明显。(二)借突厥以指苏俄，已见于陈寅恪1945年所写《余昔寓北平清华园尝取唐代突厥回纥吐蕃石刻补正史事今闻时议感赋一诗》，说：“通过这首诗便能彻底了解《论唐高祖称臣突厥事》一文的命意所在了。”②因读了余文，遂引起我读陈文、陈书，探究余文所谓“命意”的兴趣，又由“命意”进而略说陈、吕两位大家的治史风格。所论是否得当，敬请学界同人指正。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略稿》1941年写成于香港，1943年在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时易名为《唐代政治史述论稿》。③该书下篇“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一节，引《旧唐书·李靖传》叙高祖称臣突厥事云：
    “太宗初闻靖破颉利(按：突厥可汗)，大悦，谓侍臣曰：朕闻‘主忧臣辱，主辱臣死’。往者国家草创，太上皇(高祖)以百姓之故，称臣于突厥，朕未尝不痛心疾首，志灭匈奴，坐不安席，食不甘味。今者暂动偏师，无往不捷，单于款塞，耻其雪乎。”隋末中国北部群雄并起，悉奉突厥为大君，李渊一人岂能例外？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所载唐初事最为实录，而其纪刘文静往突厥求授之本末，尚于高祖称臣一节隐讳不书。逮颉利败亡以后，太宗失喜之余，史臣传录当时语言，始泄露此役之真相。然则隋末唐初之际，亚洲大部民族之主人是突厥，而非华夏也。④
    细读陈书的这段文字，实是陈寅恪的叙史，而非考史。换言之，陈寅恪并未说高祖称臣突厥的史实为他的新考证。查阅吕思勉的史著，最早记叙此事的是他的《白话本国史》，此书1923年商务印书馆初版⑤，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极有销路的一部书，严耕望说这部书是他所读的第一部中国通史，30年代中期他读中学时，阅读的人仍很多，对当时历史教学有相当大的影响。⑥然而《白话本国史》所述，也是叙史而非考史。20世纪上半期出版的一些中国史著述，对此事都有或详或略的记述。如1922年出版的王桐龄《中国史》⑦，1932年出版的李泰棻《中国史纲》⑧，1934年出版的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⑨，同年出版的章嵌《中华通史》⑩，1940年出版的钱穆《国史大纲》(11)，1944年出版的廖凤林《中国通史要略》(12)，1946年出版的蓝文徵《隋唐五代史》等(13)。其中，邓、章二书，是“大学丛书”；钱、廖、蓝三书，是部定大学用书，都是当年流行较广的史著。
    唐高祖称臣突厥事，按旧史家之观念，实在有损脸面，固常有忌讳或语焉不详。然按现代史家的眼光，则其之所以重要，乃关涉唐初的对外形势。因此，不仅在专业的史著，即便是中学历史科教书也都有涉及。如吕思勉撰写的一些中学历史教科书：《新学制高级中学教科书》(1924年版)、《高级中学教科书》(1934年版)、《高中复习丛书本国史》(1935年初版)、《初中标准教本本国史》(1935年版)等，(14)对此都有清晰而简要的记述。值得注意的是吕著《高中复习丛书本国史》，原是学生高考复习用书，体例上以问答形式列出中国史上348个问题，其中第138题问“唐初之武功如何”？答案涉及北方的突厥、铁勒，西域的高昌、焉耆、龟兹，东北的奚、契丹、室韦，西南的吐蕃等，也记及高祖称臣突厥事。其所述的主要内容，与陈书及吕著其他史书基本相同。《高中复习丛书本国史》出版后颇受学生欢迎，曾一再重印，至1937年出版改订本第五版，1943年有成都(蓉)商务印书馆的订正版的《复习丛书本国史》，在“问唐初之武功如何”一节，以括号方式注有“湘五、成都、山西”六字。其他题目也有类似的注文，如“问魏晋南北朝之学术如何”题后注有“赣二十二年、北平、粤”。“问郑和使西洋之事如何”题后的注文是“赣二十三年，浙二十一年”等。所谓“赣二十三年”、“浙二十一年”，即表示1934年江西历史考试用到此题，1932年浙江历史考试用到此题。上文提到的“湘五”自是指民国五年湖南的历史考题，可见“唐初之武功如何”及高祖称臣突厥事，大约在湖南、成都、山西等地历史考试中有所涉及，至少在当年已成为部分初高中的历史教学内容。
    清末民初的通俗史家蔡东藩，在1916-1926年间撰写了一部《中国历代通俗演义》，其中《唐史演义》的第十五回“偃武修文君臣论治，易和为战将帅扬镳”，也记有高祖称臣突厥事。(15)这套《中国历代通俗演义》出版之后颇受读者的欢迎，到1935年，蔡氏的《中国历代通俗演义》再加上他与许廑父合著的《民国通俗演义》，总计44册，全部改印，成为一部风行全国、销行数量很大的历史通俗书。(16)
    以上是高祖称臣突厥一事，在20世纪前半期的史界、历史教学界、历史通俗读物中的流传情况。其实，高祖向突厥称臣一事，大约在贞观三年后的《国史》、《实录》之类的文献中已有肯定性的记载(17)，故后来的史著多有叙述或评述。如司马光《资治通鉴·唐纪九》内，就有肯定性的记叙。范祖禹的《唐鉴》(下文简称“范书”)和明末清初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对此事都有专门的评述。《唐鉴》卷一云：“太宗陷父于罪，而胁之以起兵。高祖昵裴寂之邪，受其宫女而不辞，又称臣于突厥，倚以为助，何以示后世矣。”(18)《读通鉴论》卷二十“唐高祖(七)”云：唐之不能与突厥争，始于刘文静之失策，召之入而为之屈，权一失而弗能速挽矣。中国初定，而突厥席安，名有可挟，机有可乘，唐安能遽与突厥争胜哉？”(19)清代学者王鸣盛的名著《十七史商榷》(下文简称“王书”)卷九十二《新唐书》二十四，就有一条题为“高祖称臣于突厥”的札记，王氏云：“盖高祖起事之时，依仗突厥，屈礼称臣，乃其实也。”(20)王书在晚清乃至民国年代很受学界推崇，读过此书的学者，自不在少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