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杰出的历史学家徐中舒先生是历史学界和考古学界公认的大师级学者。徐先生在 长达70年的学术生涯中，以高尚的情操、自强不息的精神和旺盛的学术生命力在历史学 和古文字学等学科领域中辛勤耕耘，奋力开拓，以渊邃非凡的学识和精湛丰硕的成就饮 誉当代学林，并由此奠定了他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的崇高地位。本文仅就徐先生在夏 商史领域的研究成就进行简单的归纳整理与述评，以纪念这位为中国学术事业做出过巨 大贡献并产生重大影响的史学家。
    一、徐中舒先生与夏史研究
    夏代是我国进入阶级社会和文明时代的开始。在现代考古学兴起之前，夏代的历史犹 如一团迷雾，夏代的历史也长期为中外学术界所怀疑。20世纪20年代，以田野发掘为主 的我国现代考古学的产生，为探索夏文化奠定了科学的基础。30年代初，考古学者曾将 山西西阴村发现的仰韶遗址和我国传说中的夏后氏遗迹联系起来。其后不久，徐中舒先 生发表了《再论小屯与仰韶》[1]一文，提出仰韶文化为夏文化说。徐先生主要根据当 时所发现的仰韶文化的分布地域及其文化特征，结合文献记载的夏部族的活动地域，认 为“从许多传说较可靠的方面推测，仰韶似为虞夏民族遗址”，又说由于仰韶时期“遗 物上没有文字发见”，“所以在本文中仅得依据中国史上虞夏民族分布的区域，断定仰 韶为虞夏民族的遗迹。这本不是健全的方法，但我们也不妨认为一种有理解的新的提议 。”这个提议为我国史学界利用田野考古资料探索夏文化建立了一个新的起点。该观点 提出后，在中外考古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反响，英国剑桥大学教授、著名考古史学家格林 ·丹尼尔所著《考古学一百五十年》一书曾对徐先生以上观点专门进行了介绍。
    建国后，随着新中国考古学的蓬勃发展，新的田野考古资料不断涌现。在新的考古资 料日渐丰富的情况下，徐先生放弃了原来的观点，发表了著名的《夏史初曙》[2]一文 。他说：“夏文化的中心地带现已查明，就是分布在河南的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 与此同时，他还结合古代文献记载，对夏、商之际的民族大迁徙情况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他说：“夏、商之际夏民族一部分北迁为匈奴，一部分则南迁于江南为越，……这都 是中国历代相传的旧说，单词片语虽不足令人遽信，但综合言之，皆有条理可寻，又未 必全是向壁虚构之说。以上这些旧说，与地下遗迹也可以相互印证。”[2]在《夏史初 曙》一文，徐先生说：“夏亡之后，韦、顾两族都迁至中原以外的边远地区，这些边远 地区都可以作为夏代原有的边疆看待。”[2]徐先生在分别考察了夏、商之际韦族等北 迁的情况后指出，“中国历史上的辽、金、元、清四代，都应是室韦的后裔，他们入主 中国，就是室韦重返中原与我们共同缔造区夏，并不是什么外族入侵。”[2]在该文中 ，徐先生首次就夏代文字问题阐述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传说中虞、夏文化分布之区， 原与仰韶文化为近，古代虞、夏两族从黄土高原逐渐发展到河西、河东以及伊、洛、汾 、沁之间，乃受龙山文化影响而形成二里头文化，当时应当还没有文字。不然，为什么 他们的后裔，如匈奴，如越，都没有文字保存下来呢？文字滥觞于大汶口文化，后来为 殷商所继承，由巫卜这个集团的人，世代相续，沿袭使用，在使用中才逐渐发展起来。 由于殷王每事都要一再占卜，无日不卜，无事不占，每次占卜都要把卜兆和所卜之事记 录下来，以观验与不验。文字就是在这一班巫人手中，日趋纯熟，以至完备。刻在甲骨 上的文字已备六书条例，这是武丁以后二百七十余年的卜辞。这已是殷代晚期，文字到 这个时期才能达到成熟阶段。二里头文化遗址中没有文字出现，也是夏代没有文字的默 证。”[2]徐先生的以上观点在以后的论著中进一步系统和完善，对于研究夏、商时期 的民族与民族关系、中国古代文字的起源等一系列重大的理论性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 值。
    以后，他和唐嘉弘先生合作撰写的《关于夏代文字的问题》[3]一文可以说是夏史和有 关中国古代文字起源问题的又一篇力作。在这篇文章中，他们指出，夏代历史，文献多 有记录，全盘否定夏代的存在，是没有根据的。夏代没有文字，人们靠结绳、刻木和流 行图象符号记事和帮助记忆。《左传》上所说的夏代“百物而为之备”的图象符号，是 象形文字的前身，正在向着象形文字迈进，这一过程，即把社会的全民的形态各殊的图 象符号逐渐规范化和稳定化，往往需要几百年的时间，甚至更长一些；殷商的贞人集团 就属于完成这一任务的人群。这件事本身亦可说明夏代尚无文字。殷墟甲骨文字的书法 与结构，一方面体现出它的成熟性，距离原始的图象符号，已有相当距离；另一方面， 也体现了它的省型与变型的分化过程，仍有一定的原始性，从这里亦可反证夏代尚无文 字。徐、唐二位先生在论述这一观点时，结合有关考古学资料与大量人类学材料，旁征 博引，比较论证，极富科学性和说服力。
    徐先生关于夏史的论著还有很多，其中诸多颇具新意的观点散见于其他著作之中，在 此不作详细探讨。今仅从以上所举诸篇代表性著作，就不难发现，徐先生对于夏史研究 功力之深厚，成就之巨大，并由此可以想见其在这一学术领域里的崇高地位。
    二、徐中舒先生与商史研究
    殷商史是徐先生的主要研究方向之一。在此方面，徐先生的论著颇为丰富，今撮其要 者，分别述之如下。
    《从古书中推测之殷周民族》[4]一文，系徐先生于清华国学研究院读研究生时所撰写 的毕业论文，后发表于《国学论丛》第一卷第一期。该文中，徐先生首先强调了“殷、 周之际，我国民族之分布，实经一度急剧之变迁。其关系后世，至为重要。”他搜罗古 代文献和古文字资料，从周人称殷为夷、为戎，殷、周畿内之地称夷，箕子逊于朝鲜等 方面说明商、周非同种民族。在该文中，徐先生还最早提出了“商贾之名，疑即由殷民 而起”的观点。他说：“周公迁殷民于成周，成周居四方之中，可耕之土田少，又压迫 于异族之下，力耕不足资生存，故多转而为商贾。……商为异族，故周人贱之。其后， 汉律贱商，即由此意衍出。”徐先生这一观点在学术界引起不小反响。胡适先生《释儒 》（收入《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一文即曾承其说，云：“商之名起于殷贾，正如儒之 名起于殷士。”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评论说，“此固一种猜想，而弥觉其可能性之 不弱。”[5]他还发表过《殷周文化之蠡测》[6]一文，打破学者将我国古代王朝视为同 一个民族所建的传统见解，进一步指出殷、周属于两个不同的民族，周人承受殷人文化 ，加以兴革，益得发展。殷、周在文字、生活习俗、器物形制方面大体相同，惟在姓氏 、亲族及历法分旬上相异，而分旬之异并不是什么改正朔的问题，乃是民族习惯不同所 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