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唐鉴》、《读通鉴论》和《十七史商榷》等，都是较常见的史学著述，记有此事的史著一定还有不少。就此而言，我们也可以推断：唐高祖称臣突厥事，早先也非隐晦不明，经过20世纪诸多史著、教科书，乃至历史通俗演义的书写叙述之后，至迟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此项史实已成为史学界、历史教学界之共认的常识，陈寅恪也未必不知，故陈书、陈文在叙述此事时，并未说这是一桩新考证、新发现。在之前和当时的史学界，也未见有学者对此事提出过质疑或相反的看法。(21)如此说来，陈寅恪在1951年撰《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时云：“考兴亡之陈迹，求学术之新知，为拈出一重公案，愿与当世好学深思读史之有心人共参究之也”，似乎不合史界的情实。此时仍说此事是“一重公案”，恐怕只是陈寅恪为撰写此文而拟加的托辞。这似乎可以为余英时的推断(即说陈文的命意是“借古讽今”)提供第三条证据，至少可以为余文及其后续的讨论提供一些值得注意的材料。(22)
    就高祖称臣突厥事而言，本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公案，陈文的命意自也不在考证，但此文的样式却是陈寅恪考史的典型，是一篇颇能反映陈寅恪治史风格的考证文章。关于高祖称臣突厥事，陈书的叙述仅用二百五十余字，而陈文则写了六千五百余字。主题虽然相同，但具体史事深入坐实者甚多。陈文较长，此处不能全录，只就笔者的理解，归纳其考证的要点有三：
    (一)考证“狼头纛”实如同中国之印绶，是爵位之标帜。受封号者，必亦受此物，用以表示其属于突厥之系统，有服从称臣之义。北方群雄受突厥之可汗封号者，亦受其狼头纛，其有记受突厥封号。由此证明：隋末唐初，突厥大盛，中国北方群雄几皆称臣于其，为其附庸。
    (二)考证高祖称臣于突厥事，由太宗主持于内，刘文静执行于外。太宗在当时被目为挟突厥以自重之人，若非起兵太原之初，主谋称臣于突厥者，何得致此疑忌？刘文静、长孙顺德等皆太宗之党，其兵奉高祖之命归太宗统属，居然与突厥通谋，迫胁高祖，叛杨隋而臣突厥，可知太宗实为当时之主谋称臣于突厥之人，执行此计划之主要人物则是刘文静。
    (三)太宗当时不仅李唐一方面目之为与突厥最有关系之人，即突厥一方面亦认太宗与之有特别关系。太宗与突利结为兄弟疑尚远在此时之前，即太宗与突利用突厥之法，结香火之盟，故突厥可视太宗为其共一部落之人，是太宗虽为中国人，亦同时为突厥人矣！其与突厥之关系，密切至此。(23)
    读《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可知陈书、陈文的一些考证片断，早在30年代陈寅恪研读校治新旧《唐书》时，已有眉识式的读史札记。在《编年事辑》1939年内录有陈寅恪校《唐书》时的眉识二条：
    (一)案突厥语：大度，事也；毗伽，解也；可汗，天子也。故“大度毗伽可汗”为音译，“解事天子”为意译。当时突厥封号中国特起之酋豪，俱如此例。或者误因可汗天子并称，谓是二种徽号，遂附会木兰诗定位此时作，盖不知此义所致也。
    (二)称臣突厥，乃当日崛起群雄所为者，非独唐也。然文静佐命功最多，实太宗之党，裴寂则高祖亲信，时借以胁迫高祖，其才智功勋皆非文静之比也。(24)
    这两条眉识，记于1939年，其主要内容后来都写入到陈书和陈文中，可见陈文所云“兹略取旧记之关于此事者”并非套话。将上述材料联系比较，我们似乎可以窥见一些陈寅恪治史的途径和特色：
    其一，学者常谓陈寅恪非常强调历史研究中的新材料，有所谓“预流”一说。但就他个人的史学实践来说，主要下功夫钻研的，恐怕还是普通常见的史籍。他的治史，以精读精校常见史籍为日课，在精读、熟读史籍的同时，写读史札记(眉识)，以此为积累进而撰论文、写论著。
    其二，陈寅恪考史，印证史实，不嫌重复；列举证据，不嫌繁多。隋末唐初，突厥大盛，中国北方群雄几皆称臣而为其附庸。此点原无可疑，通常不必再去找证据来再加证明。然陈寅恪则一事一节都不放过，从对“狼头纛”的考证，来证明隋末唐初突厥大盛，中国北方群雄几皆称臣而为其附庸。又进而考证李唐改旗易帜，树突厥之白旗等史事。
    其三，陈寅恪的史事考证，以能坐实史实为最终目标，或也是他考史的最高境界。高祖称臣突厥，谁是主谋，谁是计划的执行者，陈文的考证无一不落到实处。读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元白诗笺证稿》和《桃花源记旁证》等史著，此种特征也极为突出。
    总之，陈寅恪的史事考证，思路上偏好往深度走，好坐实史事，好循点点滴滴的蛛丝马迹做细节上的大胆推论。所谓精细深入，钩沉发微，尽显史家的真功夫。钱穆说陈寅恪的行文叙事枝节蔓生(25)，实与此种考史的风格有关。然就考史而言，引证不嫌重复，证据不嫌繁多，似也当如此。但史事极其复杂，称臣突厥是否必受其封号；受其封号，是否必并受其“狼头纛”，自有多种情形，故陈说“固可通，然非唯一之可能”。(26)与突厥通谋，刘文静是主要执行者，此点史料上有证据；说太宗“实为当时之主谋称臣于突厥之人”，则系推论。读者不可径将推论视同于实证。且考证之过于深入求实，偶尔也会有“为求其深反失其真”之误。(27)周勋初曾谓陈寅恪的治史推论较多，“每因证据不足而影响到结论的可靠性”，(28)当也与陈寅恪此种治史风格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