④《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129-130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
    ⑤吕思勉：《白话本国史》，第303、30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有关叙述，见本文第三节的引文。
    ⑥严耕望：《怎样学历史》，第199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6。
    ⑦王桐龄：《中国史》(第二册)，第510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
    ⑧李泰棻：《中国史纲》(第三卷)，第31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2。
    ⑨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卷三)，第183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⑩章嵌：《中华通史》，第773、787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11)钱穆：《国史大纲》(上册)，第320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40。
    (12)廖凤林：《中国通史要略》(中册)，第43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
    (13)蓝文徵：《隋唐五代史》(上编)，第104-106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
    (14)《新学制高级中学教科书》(商务印书馆1924年2月初版)，《高级中学教科书》(商务印书馆1934年8月初版)、《高中复习丛书本国史》(商务印书馆1935年5月初版)、《初中标准教本本国史》(上海中学生书局1935年6月初版)。上述四种，可参见《吕著中小学教科书五种》，第190、454、456(注文)、82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15)蔡东藩：《唐史演义》，第131-132页，上海文化出版社，1980。
    (16)吴泽：《蔡东藩与〈中国历代通俗演义〉》，见《唐史演义》，第4页。
    (17)贞观三年年底，唐李靖等大破突厥，“十二月，戊辰，突利可汗入朝，上谓侍臣曰：‘往者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称臣于突厥，朕常痛心。今单于稽颡，庶几可雪前耻。’”《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三)既然太宗自己已经承认“称臣于突厥”事，那么记载《国史》、《实录》之史官也就可以秉笔直书了。但后来太宗要看《国史》、《实录》，史官不得不有所削改删节，以至于史书所记有所缺略，乃至隐含不显。
    (18)范祖禹；《唐鉴》，第12页，西安，三秦出版社，2003。
    (19)王夫之：《读通鉴论》，第670-671页，北京，中华书局，1975。
    (20)王鸣盛：《十七史商榷》，第688页，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
    (21)李树桐曾在20世纪60-80年代间，连续发表了《唐高祖称臣于突厥考辨》(《大陆杂志》第26卷第1、2期)、《再辩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大陆杂志》第37卷第8期)和《三辩唐高祖称臣于突厥》(第61卷第4期)三文，不过这都在陈书、陈文发表之后。
    (22)2012年6月底，笔者参加了上海大学主办的“民国(1912-1949)史家与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拙文用作大会的提交论文，并在小组会上作了简短的发言。会后，江西师范大学王刚教授与余说起一则与此有关的材料。在2010年10月间，王刚教授曾拜访过胡德锟教授(胡先骕之子，北京大学数学系退休教授)，闲聊中胡教授说及有关陈寅恪的轶事，胡德锟的父亲胡先骕(江西南昌市新建县人)为陈三立的弟子，其学生陈封怀，为中国植物学研究之先驱，民国第一届中研院院士。陈封怀是陈寅恪之侄，与寅老也交从甚密。陈封怀曾告知胡先骕，在解放初期“一边倒”的情况下，陈寅恪曾向中共中央写过长文，大致意思是苏联靠不住。不过，此文写了之后是否递送，他不得而知。此则轶事，似可助我们作两点推断：(一)陈寅恪因“一边倒”政策而写过一篇长文的事，曾在他朋友圈子里流传过。(二)陈寅恪对苏联不抱好感。此事的真实性目前还无法佐证，故不能用为本文讨论的证据，入录于此，或使陈、胡、王诸人转辗之口述不至湮没，亦望学界同好留意搜寻与此事有关的证据。
    (23)上述三点，参见陈寅恪：《论唐高祖称臣突厥事》，载《岭南学报》，1951(2)。
    (24)《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第121页。
    (25)有“冗沓而多枝节……且临深为高，故作摇曳”，“芜累枝节，牵缠反复”等言。俱见钱氏1960年5月28日致余英时信。参见《钱宾四先生全集·素书楼馀沉》，第53卷，第428页。
    (26)王荣全：《关于唐高祖称臣于突厥的几个问题》，见《唐史论丛》，第7辑，第229页，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27)唐长孺：《读“桃花源记旁证”质疑》，见《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第163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