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思勉的治史，也以普通常见的史籍为主(29)，也是以精读史籍为日课。此点学者多有论述，此处不再展开。然就此点而言，吕、陈两位的治史风格是相似的，这也是前辈史家共有的治史特征。严耕望曾说：“论方面广阔，述作宏富，且能深入为文者，我常推重吕思勉诚之先生、陈垣援庵先生、陈寅恪先生与钱穆宾四先生为前辈史学四大家。”(30)严耕望以“方面广阔”来定位四位大家的治史特征，当是确评。这里所说的广阔，既可指他们治学范围的宽阔，也可指他们视野的广阔。陈寅恪治史自有相当宽阔的视野，上述“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的结论，就是一个例证。而吕思勉的治史，也非常关注时间上的“瞻前顾后”和空间上的“左顾右盼”。我们不妨以《隋唐五代史》第三章第二节“唐初武功一”论高祖向突厥称臣事为例做点分析。全文颇长，这里不能全引，只叙述其大要：
    (一)唐初大敌，自为突厥。在叙突厥事前，先交代突厥北面的铁勒，详考其诸部的地理位置，尤其是其中的回纥。因为突厥瓦解后，“遂与之代兴也”。
    (二)叙隋末唐初，突厥控弦百万，北方诸族多臣服之，即唐高祖初起时，也称臣以乞援。叙高祖称臣突厥事，引《旧唐书·李靖传》、《突厥传》所载为注。
    (三)叙武德七年、九年，突厥入侵，太宗与突厥的两场战争。注引《新唐书·突厥传》所记突厥入寇时，帝与群臣议备边策，及中书侍郎温彦博建议仿“魏为长堑遏匈奴”之法。又引《郑元璹传》记元璹使突厥谓颉利之语，并与宋富弼说契丹之辞作一比。
    (四)太宗时，乘突厥饥荒和内乱，将其击破，至此“斥境至大漠矣”。其间又叙突厥饥荒与内乱的大略。
    (五)叙突厥来降，如何处置，叙朝臣中有三派不同意见，唐廷最终所采的处置方式及其实施概况。
    以上只是撮其要点，文中及其注释，或考人名、地名、部落方位，或考史籍记载的是非异同甚多，在此不一一列举。(31)吕思勉另有一篇《唐高祖称臣于突厥》札记，其要点有四：
    (一)引《旧唐书·李靖传》、《新唐书·突厥传》及《通鉴》等所记材料，断言“高祖称臣于突厥不疑”。
    (二)引《旧唐书·张俭传》所记“时颉利可汗自恃强盛，每有所求，辄遣书称敕，缘边诸州，递相承禀”数句，断言高祖称臣事当在“彼之称敕于诸州”之时。
    (三)引《新唐书·突厥传》云：高祖初待突厥用敌国礼，武德八年乃“命有司，更所与书为诏若敕。疑称臣之礼，实至是而始罢，然亦不过用敌国礼。
    (四)引《通鉴》所记，称刘文静使于突厥以请兵，或高祖未必及此。但唐初确未借突厥兵以为用，高祖之智，虽不及此，群臣之中，必有能为是谋者矣。(32)
    此篇札记《唐高祖称臣于突厥》写于何时不详。原手稿三页，拟于吕思勉自制的方格稿纸，文稿有少数几处修改，吕归入“史事”一类。其末尾，论高祖“既非急于求人，何乃无端屈己”？又云：“盖唐室先世，出自武川，其自视原与鲜卑无异，以中国而称臣于突厥，则可耻矣，鲜卑则何有焉？此正犹石敬瑭称臣于耶律德光，沙陀之种，原未必贵于契丹也。”所谓称臣突厥的可耻与否，是否是回应陈文而发？然也可能是针对《旧唐书·李靖传》太宗“耻其雪乎”一句而言。陈寅恪《论唐高祖称臣突厥事》刊于1952年6月出版的《岭南学报》上，吕思勉是否读过陈寅恪的这篇文章，甚难断言。不过，就所论的几个问题，该札记确可看作是陈文的延伸和补充(如关于称臣起始终止何时等)。总之，该札记的撰写时间，最迟也与《隋唐五代史》的撰写同时。
    上述罗列，似也可归纳出吕思勉治史的几点特色：
    (一)吕思勉考史叙事的思路偏好往宽度走，这里所说的宽度，有两个维度。一是空间维度，如叙突厥之前，先叙处于突厥之北的铁勒十五部及其分布；叙唐初太宗与突厥的战事，也都与铁勒诸部的动向相联系。二是时间维度，如温彦博建议仿“魏为长堑遏匈奴”之法，叙元璹谓颉利之语而与宋富弼说契丹之辞作一比等，都是时间上贯通前后隔代的比较。
    (二)《读史札记》中的考证，也都是史事细节上的坐实。然而，所考能否确证，吕思勉则比较谨慎。上引札记中关于高祖向突厥称臣细节上的几层考辨，无一写入《隋唐五代史》中。如称臣始于何时、罢于何时等--尤其是称臣之礼罢于何时，今日学者认为当以吕思勉的推断最为近实。(33)然吕都未采入他的《隋唐五代史》。又如对西突厥突利设的“变计绝婚”，是否出于何力之谋划，吕思勉虽有考辨，亦未敢坐实，有关推论仅置于注释之中。学者有谓其“考辨似不够清晰有力”(34)，似与此种谨慎态度有关。其实，史事细节上的考实，非有确实的证据不易断；读书越多，越不敢轻易下断言；故此也不足为病。唯近现代学风是偏于精深一路，喜做“仄而专”的研究，故有“博而不精”之嫌。(35)
    唐高祖称臣突厥事并非史界的“一重公案”(36)，陈寅恪撰写《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一文的命意也非全在考求史事真相。此文的“命意”是否如余英时所说，暂且不论。但其治史之目的、宗旨，还是清晰明白的，那就是“在历史中寻求历史的教训”。其实，非但陈文如此，就是陈书也是如此。此点，陈寅恪说得很明白：
    所谓外族盛衰之连环性者，即某甲外族不独与唐室统治之中国接触，同时亦与其他之外族有关，其他外族之崛起或强大可致某甲族之灭亡或衰弱，其间相互之因果虽不易详确分析，而唐室统治之中国逐受其兴亡强弱之影响，及利用其机缘，或坐承其弊害……唐代武功可称为吾民族空前盛业，然详究其所以与某甲外族竞争，卒致胜利之原因，实不仅由于吾民族自具之精神及物力，亦某甲外族本身之腐朽衰弱有以招致中国武力攻取之道，而为之先导者也。国人治史者于发扬赞美先民之功业时，往往忽略此点，是既有远学术采求真实之旨，且非史家陈述覆辙，以供鉴介之意，故本篇于某外族因其本身先已衰弱，遂成中国胜利之本末，必特为标出之，以期近真实而供鉴戒，兼见其有以异乎跨诬之宣传文字也。(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