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切的现实关怀，“在历史中寻求历史的教训”，这是陈、吕两人的共同点。但其具体的表现方式也有不同之处。陈寅恪除了在史学著述中隐含着他热切的现实关怀外，很少写有时论文章，即便是在民国年间，也很少向学界或一般民众表达自己的看法。除了史著之外，另一个能让他倾诉关怀和情感的，那就是吟咏诗章。陈寅恪的诗作，从诗题上往往是看不出诗之本意及所指针的对象。胡文辉的《陈寅恪诗笺释》，依其内容给每首诗另起一个标题，这就给我们理解陈诗提供了指引。(48)读《笺释》一书的目录，就可以看出陈寅恪的旧体诗，大部分都是受现实社会的某些“刺激”而抒发的“心曲”。陈寅恪隐含在史著中的现实关怀，自不易为读者所体会；他那些旧体诗中的古典与今典、本事与今事，也非经余、胡等人的考释解读，不能为一般读者所读通读懂。所谓“志在刺讥，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故陈寅恪在学界内外的形象，俨然是一位“纯粹的学者”。其实，陈寅恪不仅关心现场社会，而且还曾有过自己的“大纲细节”。李璜曾撰文，回忆早年他与陈寅恪、陈登恪、曾琦(字慕韩)在康德大街的咖啡馆小聚，畅谈天下国家大事的情形，说陈寅恪在“高谈天下国家之余，常常提出国家将来致治中之政治、教育、民生等问题：大纲细节，如民主如何使其适合中国国情现状，教育须从普遍征兵制来训练乡愚大众，民生须尽量开发边地与建设新工业等”(49)。这自然是陈寅恪早年的情况，但终其一生，类此的“大纲细节”从未将它写成时论性文章发表(50)，这就更加给人造成一种不介入现实问题、不关心现状的纯粹学人的印象。
    吕思勉也是一位“纯粹的学者”，然而，他更像一位公共知识分子。他自称不是“纯儒”，早年向往的是经济之学，稍后(辛亥年间)决定不入政界，专意治史。然不入政界不作官，非谓“不当自效于当世，特谓不当如流俗，以作官为啖饭之途径耳”，且“尝自期，与其趋事赴功，宁以言论自见。设遇机会，可作幕僚而不可作官。作幕僚或曰无机会，言论不能云无”。(51)观吕思勉一生，既未作官，也未作幕僚，但陈古而鉴今，针砭现场、倡导改革的言论却不少。查他的著述目录，一生所撰的时论性文章，总数约有近百万字，都是刊登在当时的报章杂志上的。涉及的社会问题极多，诸如文官考试、救济米荒、对于群众运动的看法、乡政的改良、货币问题、盐法的改良、田赋征收实物问题、关于平卖的建议、学校食堂的改革、饮食的改良、生活的规范、妇女就业和持家的讨论、邮寄手续的改良、上海路名的恢复等等。(52)总之，上及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建设、文化教育，下及学校的食堂如何办，脚上的鞋子如何改良，无一不是他关心的事情。只是他的那些渗透着现实关怀的时论文章，常常被他那些大部头的历史著作所掩盖，以至于呈现于我们眼前的，也是一位纯粹学人--吕思勉确实是一位纯粹的学人，但他确实也是民国年代的一位公共知识分子。
    至此，我们回到上文讨论过的主题，做三点小结：(一)诚如余英时所说，陈寅恪《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一文的“命意”不在考史，因为高祖向突厥称臣事，并非悬而未决的公案。虽然此文考证高祖称臣突厥的许多具体细节，但其“命题”，大约余英时的推断可以成立。需要补充的是，陈文撰写的远因，或许还与抗战胜利后几年时局的刺激有关。当年苏联军队在东北的所作所为，陈寅恪一定有所风闻，(53)这岂不是“征伐所得，子女玉帛，皆可汗有之”的历史重演？(二)就治史风格而言，陈寅恪偏好作纵深的探求，吕思勉喜好作横向的拓展，两者相互补充，相辅相成。如能将陈、吕两位关于高祖称臣突厥事的叙事合而观之，则对此事可有一全面而深入的把握。就此而言，史学上的精深与博大，本是史学研究上应有的两个蕲向，“合者双美，离者两伤”，史学观念上不应重此轻彼，形同排斥。(三)陈文的命意是“借古讽今”，希望当事者“效法唐太宗，在统一中国之后即改弦易辙”；吕书叙高祖称臣突厥之事，也旨在检讨历史上对边疆事务的放任主义；两者所虑殊途，所归同一，且有异曲同工之妙。严耕望有“前辈史学四大家”之说(54)，就关心现场，注重历史经验的总结而言，这也是四大家的共同特点。(55)只是史学观念的变迁，常会由一种倾向过度地摆致另一种倾向。追求史实的细节，反思历史的教训，本都是历史学的应有之义，不可偏废，也不可分孰重孰轻。称臣突厥自是高祖的权宜之计，然其代价也不可忽视。《旧唐书·刘文静传》云：“与可汗兵马同入京师，人众土地归唐公，财帛金宝入突厥。”《大唐创业起居注》云：“征伐所得，子女玉帛，皆可汗有之。”结果便有武德三年处罗可汗帅兵入太原掠虏三日，守将不敢阻止。而“齐周”、“周隋”间行之无效的老办法，唐朝仍沿袭不改；突厥归降之后，对于边地边患仍抄用着“放任政策”。所谓殷鉴不远，这些陈寅恪、吕思勉为之痛心疾首的历史教训，以及历史上类似的经验，正当为后人深长思之。古今中外的历史教训，非古人或外人独享之专利，而今人能否正确吸取，端赖他能否站正立场，而充分运用自己的理性。李璜在《忆寅恪、登恪兄弟》一文中说：学术界对陈寅恪的纪念“大抵集中于其用力学问之勤，学识之富，著作之精，而甚少提及其对国家民族爱护之深与其本于理性，而明辨是非善恶之切”(56)。就此点而言，也同样适合对吕思勉的纪念。吕思勉的时论文章，似乎也未引起我们的充分注意。然而，这本是两位大家的共同特点，他们原不是那种“为历史而研究历史”的治史者。今日追念他们的为人为学而忽视这一点，虽不能说是买椟还珠，则多少有点论之一偏。
    注释：
    ①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第20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②余英时：《现代学人与学术》，第190-191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第128-1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