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书还有一节论唐太宗用兵高丽云：
    关于高丽问题，兹引史籍以供释证，而此事于时日先后之记载最为重要，故节录《通鉴》所纪唐太宗伐高丽之役于下……读者若取时日与道里综合推计，则不仅此役行军运粮之困难得知实状，而于国史中唐前之东北问题亦可其一正确之概念也。(38)
    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求取史事真相，纠正错误历史认识、尤其是要纠正宣传式历史书写，以达到“近真实而供鉴戒”的治史目的和宗旨。所以，“在历史中寻求历史的教训”确是陈寅恪治史的最终目的。
    “在历史中寻求历史的教训”实在也是吕思勉治史的特色。《白话本国史》论“高祖称臣突厥”也是以“在历史中寻求历史的教训”为行文的最后归宿。该书云：
    唐朝的对外，最重要的还是和北族的关系。突厥启民可汗死后，子始毕可汗立。部众渐强。这时候，又值中国丧乱，边民避乱的，都逃奔突厥。于是突厥大盛，控弦之士数十万。割据北边的人，都称臣于突厥。唐高祖初起，也卑辞厚礼，想得他的助力。然而却没得到他多少助力。天下已定之后，待突厥还是很优厚的。然而突厥反格外骄恣。大抵游牧民族，总是“浅虑”而“贪得无厌”的。而且这种人所处的境遇，足以养成他“勇敢”、“残忍”的性质。所以一种“好战斗”的“冲动”，极其剧烈。并不是一味卑辞厚礼，就可以和他“辑睦邦交”的。而且一时代人的思想，总给这个时代限住，这也是无可如何的事。“前朝的遗孽，想倚赖北族，北族也把他居为奇货。”这种事情，“齐周”、“周隋”之间，已经行过两次了，已经行之而无效的了。然而隋唐之际，还是如此。……没有一年不入寇，甚至一年要入寇好几次，北边几千里，没一处不被其患。高祖几乎要迁都避他。而唐朝对待他的法子，也还是抄用隋朝的老文章，这个真可谓极天下之奇观了。(39)
    吕思勉感慨唐初统治者无视“齐周”、“周隋”已反复出现的历史教训，仍抄袭前代行之而无效的政策。所谓“极天下之奇观”，也意在提示后人警觉清醒。这都是我们读史时当引以为鉴的历史教训。在上段引文之后，吕思勉又讨论了突厥来降之后朝廷的处置办法及其得失：
    太宗初时，想把他处之塞内，化做中国人。(当时魏征主张把他迁之塞外，温彦博主张置诸中国，化做齐民。辩论的话，具见《唐书·突厥传》。太宗是听温彦博的话的。著《唐书》的人，意思颇有点偏袒魏征。然而温彦博的话，实在不错。唐朝到后来，突厥次第遣出塞外，而且不甚能管理他，仍不啻实行魏征的政策。然而突厥接连反叛了好几次，到默啜，几乎恢复旧时的势力，边患又很紧急，这都是“放任政策”的弊病--“唐朝驾驭突厥的政策，和他的效果”，这件事，颇有关系，可惜原文太长，不能备录。读者诸君，可自取《唐书》-参考。)(40)
    关于“唐朝驾驭突厥的政策，和他的效果”，也就是唐朝(历朝)对边事“放任政策”及其带来的后果，吕思勉认为这是一个值得后人反思总结的大题目。这也就是“在历史中寻求历史的教训”。行文至此，有必要将陈、吕两位与范书、王书的评论做点比较。范氏评太宗称臣突厥事，说高祖“称臣于突厥，倚以为助，何以示后世矣”。而“太宗有济世之志，拨乱之才，而不知义也”。王氏则云：“夫(夷狄)者，不战而未可与和者也，以战先之，所以和也；以和縻之，所以战也；惜乎唐之能用战以和，而不能和以战耳”，非“中国制夷之上算也”。(41)范、王的史论，自不能以今人的眼光去评说。但两相比较，正可觇史学之变了，也显示了陈、吕两位与传统史学的承继和差别。20世纪以后兴起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虽也极重视历史教训的总结，但说法与目的与陈、吕两位又大不相同。
    余英时在《陈寅恪的学术精神和晚年心境》一文说，“以陈先生所发表的专著和单篇论文而言，几乎全是纯学术性的考据之作，与现实人生似乎毫无交涉”，“然而深一层看，陈先生一生的学术工作可以说都与现实密切相关”。即表面上的考证文章，实质含有深切的现实关怀。陈寅恪治史擅长“考古以证今”，以“古今互相印证”来寄托他对现实的关怀和对人生的热爱。余英时又说：“古今中外可以称得上‘伟大’两字的史学家几乎未有不关怀现实、热爱人生的。”(42)撇开“伟大”两字不论，但就此点而言，吕思勉实也与之相类。吕思勉也反对时人死读历史，主张将书本上的历史与现实生活打成一片。他曾说：
    学问在空间，不在纸上，读书是要知道宇宙间的现象，就是书上所说的事情；而书上所说的事情，也要把他转化成眼前所见的事情。如此，则书本的记载，和阅历所得，合同而化，才是真正的学问。昔人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其中确有至理。知此理，则阅历所及，随处可与所治的学问相发明。(43)
    吕思勉撰写的断代史、中国通史，也都是纯学术性的专著论文，但内中的有些叙述，也隐含着深切的现实关怀，针对着现场的某些问题、某些事态。如1947年出版的《秦汉史》第六章第一节元帝宽弛，说到翼奉上疏迁都事：
    时又有翼奉。征待诏，以灾异见问。奉以为祭天地于云阳、汾阴，及诸寝庙不以亲疏迭毁，皆烦费违古制。又宫室苑囿，奢泰难共。以故民困国虚，亡累年之蓄。不改其本，难以末正。乃上疏，请徙都成周，定制，与天下更始。此则较诸贡禹，谓惟“宫室已定，亡可奈何，其余尽可减损”者，尤为卓绝矣。迁都正本，元帝虽未能行，然宗庙迭毁及徙南北郊之议，实发自奉，至韦玄成为相遂行之。在当时，亦不能谓非卓然不惑之举也。(44)
    翼奉其人其事，一般秦汉史的专著少有提及，而吕思勉特举而叙之，并一再称其见识“卓绝”、“卓然不惑”，盖也隐含着吕思勉自己对现实事态的关切和看法。自民国以来，都城的设置，或南或北，摇摆不定，意见纷呈。直到1945年，仍有某商业社团上书蒋介石请迁都北平之议。按吕的意见，一国之都，当是全国首善之区，具有榜样示范效应。古人言治，首重风化，然观历代之都城，凡“人口愈殷繁，财力愈雄厚之地，即其道德风纪愈坏，京师几成为首恶之地”，故要改弦更张，“旧都邑实不易著手”。(45)理想的都城，应“择一未染旧都市习气的地方”(46)。《秦汉史》叙翼奉事，也就隐含着他对现场的看法和意见。只是这些隐含在学术著作中的现实关怀，读者一般不易体会察觉。正如“陈书”、“陈文”，需经余英时的解读方能探隐发微、彰显其命意一样；吕思勉对翼奉的称赞，及其背后的问题意识，笔者也是在读到了1945年写的《禁奢篇》和1946年写的《南京为什么成为六朝朱明的旧都》二文，以及他在光华大学教授中国政治思想史后所拟的以“翼奉迁都”为题的考卷之后(47)，才逐渐体会到史事叙述背后的真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