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严氏“三民”思想与中国人文精神的近代转型
    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古典人文精神，是一种泛道德主义的人文精神。其一，把个体的道德完善作为人性论的目的。孔孟的“仁”、“性善”论自不必说，荀子的“性恶”也不具有西方性恶论中的原罪意识，而是强调一个“伪”（人为），通过人为的努力使本性恶逐步臻于“善”，其目的仍指向“善”；其二，把个体的道德完善的“内圣”当作“外王”的基础，“格”自然之“物”，“致”伦理之“知”，人们只要正心诚然，修身齐家，也就标志着人格完成，把“治国平天下”的实现，建立在“太上立德”的个体道德完善基础上；其三，将伦理道德向宇宙、社会、人生领域泛化，从而把宇宙伦理化，确立一种伦理本体论，使古典人文精神成为一种泛道德主义和伦理中心主义人文精神。[18]
    19世纪中期以来的西方殖民侵略，在造成中华民族生存危机的同时，也带来了古典人文精神的根本性价值危机，即把统一在泛道德主义原则基础上的“内圣”与“外王”之道无情地撕裂开来。如果“内圣”就能“外王”，那么，鸦片战争以来的历次中外战争，那些“内圣”的君子们何以屡战屡败，不仅没有治国平天下反而误国失天下，终至于贻笑于蛮夷之邦？严峻的民族危机使一些先觉的中国知识人开始认识到传统的“内圣”之道支撑不了“外王”，必须寻找支撑“外王”，的新的人文精神。
    如果说，在康有为的《实理公法全书》的人文思想中，康有为还在试图以传统人性论的概念、范畴和基本框架来接纳西方一些新的价值理念而扮演第一个近代“新儒家”角色的话，那么，正是在严复“三民”思想中，传统人性论的基本概念、范畴和框架，被阐释为人的全面发展的现代概念范畴体系，从而使近代人文精神开始突破古典人文精神的泛道德主义。
    1860年，英国实证主义哲学家斯宾塞出版了《教育论：智育、德育和体育》，而严复于1895年3月在天津《直报》上发表《原强》一文，将该书译为《明民论》或《明民要论》，并将其“三育”的教育思想释读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三民”文化思想。“三民”思想的提出，对于中国近代人文精神的重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第一，它超越了传统人性论中的泛道德主义精神，第一次提出人的德智力全面发展的近代人文精神。这样，传统意义上的那个无限膨胀泛化、覆盖一切、甚至主宰一切的至高无上的价值理念“德”开始从本体地位跌落下来，受到必要的限制，并获得明确的定位，即“德”不过是和“智”、“力”并列的人的全面发展的三要素之一。“德”的泛道德主义神话的打破，为人性的开放和自由，为个体的知识、能力和意志力量的提升提供了前提和可能性。
    第二，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提出，不仅动摇了无限膨胀泛化的泛道德主义神话，而且也为“治国平天下”的“外王”确立了新的“内圣”之道。传统的“治国平天下”是落实在道德完善的个体践履上，而严复“三民”思想则强调：“所谓富强云者，质而言之，不外利民云尔。然政欲利民……必自皆得自由始，……尤必自其各能自治始……顾彼民之能自治而自由者，皆其力、其智、其德诚优者也。”[19]也就是说，中国的“富强”（治国平天下）将不再是按照“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内圣外王的“大学之道”逻辑地展开，而是按照“富强--利民--自利--自由--自治--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新的逻辑展开。这样，中国的“富强”（治国平天下）将不再是建立在个体的道德完善上，而是建立在国民整体的综合素质的提高上，这是一条新的现代的“内圣”之道。
    第三，新的“内圣”之道的确立，使严复成为中国关于现代国民素质的最早的阐释者。严复关于国民素质的讨论是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的历次中外战争的反思开始的，他认为中国的惨败既不是洋务派所说的归结于武器不如人，也不是维新派一般人所说的政治制度不如人，从根本上说，乃是一个国民整体素质问题，即“民力已恭、民智已卑、民德已薄”，这种国民素质虽有“富强之政，莫之能行”。[20]正是在这种认识下，严复在士林文化中，第一次把孔子以来（子不语怪力乱神）遭受鄙弃的“力”抬高到与“开民智”、“新民德”的同等地位，国耻重新唤起了严复对尚武冒险精神和力量的肯定和追求，唤起了对体育和军国民精神的重视，并由此引发了一个长达半个世纪的尚力思潮。[21]“开民智”则是对中国传统智力结构和思维方式中那种“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求同、崇圣、崇古的封闭被动式注经思维方式和单纯从书本上求学问的致思方式的根本性批判，而强调一种独立思考、亲身实践、怀疑求异的理性精神和“以宇宙为简编、民物为文字”的向书本外的大自然和社会求知识的新的致思方式和科学实证精神。“新民德”中的“德”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个体完善的道德意义上的“德”，而是强调“自由”、“平等”基础上的“各私中国”的一种现代公民意识、一种现代政治伦理。严复认为，中国传统道德实质上是一种“以奴虏待吾民”和“奴虏自待”的奴隶道德，而现代公民道德强调只有当国民不再是“奴虏”而是主人承担相应的权利和义务时，才会把中国视为自己的中国。严复的“三民”思想所要求的国民整体素质，必须具有健康强壮的体魄和坚毅冒险的精神气质；必须具有独立思考，敢于怀疑求异、敢于向权威挑战的理性批判精神和勇敢地探索大自然和社会的科学精神；必须在自由平等基础上享有相应的权利和义务的现代公民意识。
    严复“三民”思想的提出，展示了中国人文精神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当中国被卷入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时，传统人文精神出现全面的价值危机。资本主义近代化，是一场历史性的大竞赛。这场大竞赛包括军事、商业、工业和科技等全方位的竞争，对此，道德完善几乎无济于事，正心诚意、修身齐家不仅不能治国平天下，甚至连保种保国都成问题。正是在这种道德困境中，能力与知识、体魄与冒险被突出地提出来。严复“德、智、力”的人的全面发展论模式的提出，是对这种世界性潮流的积极回应，标志着中国传统人文精神向现代人文精神的结构转型。在严复之后，梁启超接过了严复关于国民素质的理论，著《新民说》、《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等。辛亥时期出现了“陶铸”国魂思潮，鲁迅等一批新文化主将更突出改造国民性问题，孙中山后期也强调“心理建设”，从而汇成近代改造国民性思潮，推动着近代人文精神、近代国民素质的重建和转型。